嘉定年间，西夏在蒙古和金朝的侵逼下，多次主动与南宋联系，商议“夹击金人”事宜。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西夏“左枢密使、吐蕃路都招讨使万庆义勇者，令蕃僧减波把波蜡书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与本朝合从犄角，恢复故疆。蕃兵总管傅翊得而上之。时嘉定七年七月也。董仁父初入蜀，不之报。由是虏讯中绝”。西夏的这次“约宋攻金”正值四川制置大使安丙调离，新任四川制置使董居谊不悉情况而未予理睬。五年后的嘉定十二年春，西夏枢密使宁子宁等又与四川制置使司讨论夹攻金朝，“聂子述俾利西安抚丁焴答书，饬将吏严兵以待。子述寻罢去，焴持议不可轻动，师不可出”。可见，聂子述任四川制置使时，联合攻金之议已经确定，但聂子述因“红巾之乱”很快罢职，致使计划无法实施。安丙继任蜀帅，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聂子述与西夏协定的夹击之约。同年“十二月，宁子宁遣使复申前说，且责我以失期。时安丙再开宣阃，许之。命利州副都统制程信任其责。”实际上，鉴于“偷袭秦州”的失败教训，安丙在决策夹击秦巩时显得比较持重，至此仍然“不敢深然之，姑遣师应之”。直到十三年(1220)“八月，宁子宁以师期来告。丙遂决意出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