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巩之役”是继“开禧北伐”后南宋向金朝发动的最大一次攻势。由于这次出师无功而返，徒耗实力，南宋朝野对安丙发动此役予以否定，而对继任四川军政长官崔与之的闭关保守予以肯定。李昂英《崔(与之)清献公行状》说：“金人南奔，边声震恐。……初安丙檄西夏夹攻金人，不克。敌乘胜数入边，蜀大扰。丙薨，公便宜度剑以镇关表，除公制置使，尽护西蜀之师。西、北二国合从攻凤翔，叩凤州借粮于我。公条画事宜，密授诸将，随宜酬答，誊榜谕陜
西五路遗黎，俾筑坞自固，倚我军为声援”。这显然是把金军“数入边，蜀大扰”与“安丙檄西夏夹攻金人”联系在一起，隐寓着“秦巩之役”，出师无功，遗留边患。实际上，安丙组织和发动“秦巩之役”是因时而动的正确决策。
首先，“联夏制金”一直是宋廷南渡以来的“中兴”策略，而“夹击秦巩”是安丙实施这一策略的大胆尝试。建炎以来，宗泽、唐重、赵子崧、李宗闵等官员先后献策朝廷通好西夏以牵制金朝。张浚、王庶、胡世将、吴玠、吴璘、虞允文等川陕军政大员甚至企图实施这一策略!。如淳熙中王炎任四川宣抚使，以蜡书遗夏国任德敬，“约以夹攻”，后因任氏的倒台而未果。实际上，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偭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南宋以来，金朝帝有中原，而赵宋屈居江南，西夏虽然同南宋四川军政机构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但从无响应宋方牵制金朝的实际举动。可以说，“联夏制金”策略在安丙镇蜀之前没有真正实施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