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政府与海上集团
返观中国明清时期，王直、郑芝龙等，不仅得不到政府支持，往往成为政府剿灭的对象。海上集团对大陆官府的对抗表面上是政治军事挑战，实质是根植于农耕生活方式、农耕生活秩序、儒家传统价值观与海上商业贸易生活方式、生活秩序、商业社会价值观之间的严重冲突，两者构成不可调和、相互否定的关系。必须一方向另一方妥协。海盗被招抚，或摇身一变而为官府的水师，巡缉海防，剿灭其它海盗;或金盆洗手从事其它农业社会的营生。这就意味着从事海盗生涯的人们重新回归农耕生活，也就放弃了海上贸易的生活方式。
尽管中原王朝偶然也容许海上贸易势力的存在，往往是社会动荡、无力顾及所致，甚至明末清初、朝代更替的乱世里，隆武帝朱聿键还借助郑芝龙海上势力来维持自己的小王朝。一旦逐鹿中原的尘埃落定，强大的中原王朝便对海上贸易实行限制、打压甚至实行禁海政策。表明农业社会的属性决定了国家政府与海上势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利益一致，而是绝对的冲突状态。
大陆中原地区的改朝换代既给了郑氏集团一统海上、拓展中国海上商业军事力量的机遇，同时也牵扯了这个集团在海洋世界的进一步作为。从近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看，西方海盗得到官方的支持、并带动自己国家走向海洋，而中国海盗不但得不到官方支持，反成了官方剿灭的对象，不仅没有带动国家走向海洋贸易启动现代化开端，而是导致中国官方固化闭关自守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东南海上势力在世界近代殖民地运动中，无意中扮演了中国“先锋”角色，但在本国政府和西方势力的“两面夹击”下，中国人的“近代殖民运动”成了漂离母体的“孤鬼游魂”，在近代东西海洋势力的交锋中彻底失败。从政治层面而论，满清王朝为巩固大陆既得的统治利益，与外部势力联手封死了17世纪中国走向世界近代化之路。由此而论，令人想到马克斯·韦伯的著名论断：“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看来这个论断对明末清初的情况也是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