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郑氏集团所代表的海上商业-军事势力的海权实践对正在转型中的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经济方面，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积累财富，富国强兵的重要途径，只有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才能带动技术交流、军事交流乃至文化交流。在外交方面，只有对外开放才能汲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克服古老文明天然的缺陷，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节拍，缩小与外部世界的差距。在军事方面，海外贸易经济导致国防性质的变化，将防御性军事力量从陆地带到了海上，而史无前例的中国海外贸易体系和“海上生命线”的出现及安全需要，导致了传统陆权向现代海权的军事转型，催生了强大的海军建设。
郑氏海商集团发展出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表明：以海外贸易作为经济生存的社会必然要用海军来维系自己的生存，海军建设是社会生存不可缺失的成本投入，就如同内陆农耕社会里，强大的陆军是生存的必要投入一样。这对我们现在由传统农耕国家向现代海洋国家转型期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三十来，中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国家海上生命线问题”问题，国内的产业结构很大部分已同国际接轨，进出口贸易对外依赖度增大，从事进出口加工业的就业人数在1.5亿到2亿之间，尤其我们的能源67%需经过马六甲海峡。建立一支适合于捍卫我们海外利益和海上生命线的强大海军，已经是十分迫切的任务。
西方文明的潜规则之一是“金钱走到哪儿，炮弹跟到哪儿。”以海上军事力量维护海外商业贸易利益是海洋国家的国防特征。原来以防止“防止帝国主义从海上侵略”为主旨的“近岸防御”、“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已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建立强大的远洋海军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商业利益，与郑成功集团当年建立东亚强大水师其目的和功能是一致的。常规远洋海军的核心舰种是航空母舰，我们建造航母与郑氏集团在荷兰人“夹板船”刺激下建大型战舰“福船”十分类似。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当今的海权意识和海权实践刚刚回到到郑成功时代，甚至某些方面还达不到他们那时的水准。海洋国家的特征或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经历过自由贸易的战争。自古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战争主要是围绕农耕土地的战争，为了农耕生存的战争，几乎没有一场为自由贸易的战争。当然，今天的文明世界准则要求摒弃以往的“丛林原则”，海洋国家的军事力量目的不是为了不顾国际道义原则和伦理原则，用武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贸易秩序，以及本国的正当商业贸易利益，这点郑成功当年建立的东亚贸易体系，以及为维护这种贸易体系的军事实践，仍然有着可供今天参考的价值。
上面大家所看到的内容是一段历史漫长的记过，西方殖民者为了利益不远万里，从海上去开拓自己的殖民地，这样也带动了中国沿海的很多人的想发财追逐利益的行动。中国的沿海地区一直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不好管理。文中出现的郑芝龙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历史格局，影响了中国的在海上利益的控制，再到后来就慢慢演变为国家对海权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