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无需依赖大陆，便在整个战略对抗上就处于主动地位。由于大海辽阔、四通八达，交通方便，使得以舟船为集结和运载工具的郑氏军队能够忽聚忽散，迅速集结庞大兵力于海上，攻其陆上一点，让陆上步骑兵为主的清军顾此失彼、防不胜防。“是我之兵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分。我既备多而力分，贼乃以十数万全力之势，如风雨骤至，乘间窥其一城。……我之援兵无阻无船，辄若望洋。是以我兵跋涉崎岖于崇山峻岭旬日之间者，贼挂船，旦夕可至。我之士马未获与贼决战，而先于疲于奔命矣。”如同希波战争时，波期海军由马拉松向雅典实施海上机动时，雅典陆军在陆上疲于革命一样，这就是海权对陆权的优势所在，郑氏集团弱小的军事力量能在东南一隅与强大清军周旋二十多年，主要是掌握了制海权。
纵观郑成功前后的军事战略行动，明显由两个部分组成，原想乘清军南下，立足未稳北上逐鹿中原，以企联络各方反清势力，恢复明朝正朔。所以有全力以赴北伐之举。南京城下溃败后，郑成功知道与清廷在大陆上抗衡已难以为继，为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向海上撤退，占领台湾是其生死存亡之关键。占据台湾军事上可远避大陆清军锋芒，处于“先为不可胜”的有利态势;经济上可开展海外贸易并控制东南亚海上贸易、其地方政权日常开支和部队军饷所需有了可靠保障;政治上有了“抗清复明”伺机而动的安全基地。政治和经济的企图都是以制海权的绝对控制为前提的。所以若从动机和当时客观形势而言，郑成功收复台湾主要目的是摆脱军事危机和生存危机，以争取海权的优势来抵御清军以保障自身的安全。而占据台湾的行动蕴含了后人突出强调的驱逐荷兰殖民主义势力、收复故土的爱国主义意义，以及民族英雄的历史意义。
1683年7月8日(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清军水师从东山出发，次日到达澎湖，经过七天战斗，全歼郑氏水师，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清廷将台湾收入版图。清廷攻取台湾的过程也表明，一旦郑氏集团失去了海权优势，安全就没了保障，这也可以佐证当初郑成功占据台湾的意图和实际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