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郑氏集团大部精力被牵制到大陆上明清之间战事上，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乘机抢劫郑氏集团的商船，1655年郑成功下令对台禁运，两年后荷兰人屈服。“六月，藩驾驻思明州。台湾红夷酋长揆一遣通事何廷斌至思明启藩，年愿纳贡，和港通商，并陈外国宝物。许之。因先年我洋船到彼，红夷每多留难，本藩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遂许通商。”1655年的禁运以现代眼光来看，是郑氏海上集团使用“经济制裁”方式对付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现在国际事务中经常使用的“经济制裁”性质是一样的。
制海权的决定性作用
1、“延平条陈”中的海权意识
从内陆农耕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看，郑成功的军事战略明显属于海洋性的，而非大陆性的。1646年(明隆武二年)，郑成功在“延平条陈”中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以今天之眼光看，这是郑成功立国举兵之大战略。这种战略显然是海洋国家的战略思维方式，其核心是以海外贸易作为重要的经济基础，支撑其军事力量。南京之役失败后，郑成功感到大陆难以立足，其战略完全回归海洋，开始执行其“延平条陈”立足海洋与清廷抗衡的原来计划。所以不顾张煌言力劝其坚持陆上抗清的建议，转而夺取台湾，控制东南海上贸易，以海上贸易立足，支撑海权，以海权维护海上贸易、并抗衡清廷陆权。
2、郑成功北伐与海权战略之得失
由于“抗清复明”的使命亦在相当程度上支配着郑成功的政治行为，所以，郑成功在大陆作了一次竭尽全力的努力，于1659年4月，再次发动北伐，深入内陆作战，但陆上作战非郑氏集团所长，在进军路线上，他依然考虑发挥自己水上作战之优势，选择沿海岸线转入长江，一路溯江而上。“入据长江，则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其战略计划比较合理。清军以往的对手皆为陆战之师，攻防进退、据险扼要皆出于陆战思维，不料遇到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一时破绽百出，被郑军连下瓜州、镇江、进围南京。抵达南京城下时，郑成功将此次北伐军事战略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