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化大革命”对我军建设的干扰破坏是严重的，特别是干扰了武器装备的发展，使我军拉大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军队的距离，这在《军史》第六卷中进行了充分的反映。应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军的发展建设会取得更大成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处理类似历史上存有争议的问题，比如关于四平保卫战、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关于1960年9～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会议作出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等问题，我们都采用了“结果分析法”和“辩证分析法”的原则，即通过每一个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所导致的结果及产生的影响去“论证”，辩证地分析其好坏功过，从而力求得出准确客观的结论。
笔者：与其他史学着作不同，《军史》每一卷的结束都有一篇“基本经验”，用以回顾和总结本卷所写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发展的基本情况。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编写方法?
杨贵华：这个“基本经验”是通过对该卷该时期(阶段)历史史实进行深刻分析、思考得出的，不是作者凭空杜撰的。读者如果认真阅读每条经验，就会发现，里面都用史实作了说明，有理有据。如第一卷中“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从同王明、张国焘“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得出，有着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深刻教训;必须实行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败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再如第五卷中必须“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正确处理发扬优良传统与学习外军经验的关系”，是通过上世纪50年代学苏军、错误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事件及以后处理二者关系的实践中得出的。这些经验，可以引导读者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