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编写的这部《军史》，全面叙述了我军51年来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和发展、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和建设情况。
对于作战的记述，因革命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役、战斗，在已出版的战史中作了详细的反映，这部《军史》只重点叙述战争指导和决策，对作战过程略写，而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作战过程则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笔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顾名思义就是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一至六卷起于1927年，止于1978年，对于这51年的历史，《军史》在编纂时遵循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什么?
杨贵华：军史涉及军队建设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仅大小战役战斗就上千次，每个方面如果都全面、详细、系统地描述，文字量是相当大的。
因此，中央军委军史编写领导小组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建军为主线，兼顾作战”和“突出重点内容”的要求。据此，我们“坚持围绕主线与突出重点统一”的原则，在紧紧围绕我军在党的领导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保卫祖国安全而战和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这条主线，全面而又精略地叙述我军体制编制、军兵种建设、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武器装备以及根据地建设、人民武装动员建设等历史情况。
具体来说，《军史》突出了以下几个重点：一是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二是着力反映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建军、作战的指导思想、重大决策和我军历史上的重大行动;三是着重反映我军优良传统形成、发展和实践过程;四是重要英模集体和人物的事迹等。
笔者：据有关报道，此次编写出版的《军史》是最为权威、最为系统的史书。所谓“官修正史”，但会不会有些读者以前受到一些“野史”的影响，从而对这部《军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呢?
杨贵华：我个人认为，这部《军史》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是可信的;权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我们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国家和军队最高档案馆，这是中央和军委为我们编写军史专门开的“绿灯”。很多档案在我们披露和使用前，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即使看到一些，也不可能系统、全面地去查阅。
其次，我们在编写中，坚持了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我军是党和人民的军队，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写史，这是政治性原则。我军84年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不可否认，我们写史，当然以写建设辉煌历程和成就为主，这是我军发展建设的主流和本质。
同时，我们对历史上一些失利、失误、错误和有争议的问题，如对西路军问题、反“教条主义”斗争问题、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期间的评价问题等等，采取不回避、不掩饰的态度，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写失利、失误和错误，许多是指导思想上、高层决策上重大的失误。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完全是为了总结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增长才干，以促使我军更好地建设和发展。权威的史料，科学的、正确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评价，就是对野史中一些谬说的最好批驳。
笔者：一提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人们就会联想到“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但回顾历史，我军的发展历程却是历经磨难和挫折，比如《军史》第二卷中讲到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严重挫折，你们编写组不但从战术运用、内部建设的层面加以分析，就连出现叛徒的情况也直言不讳。那么，你们在编写这些失败、挫折经历时是怎样把握的呢?
杨贵华：在我军历史上，我们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我军在发展建设历程中，有战胜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有历经磨难和挫折的艰辛历程，也有曲折发展的动乱年代，我们在编写军史时不回避、不忌讳写失利、失误和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