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史工作者，研究这些，是因为这些内容是我军建设发展历程的一部分，更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总结错误和失误的教训，有时比总结经验更宝贵”。不写这些，对不起那些牺牲了的将士，对我军更好更快发展是不利的。
笔者：有关张国焘“密电”一事，因为从没找到这份“密电”的原件而一度使此事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桩悬案。但《军史》第一卷中却十分肯定“密电”的存在，那么你们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在处理类似“悬案”时，你们又如何“调查取证”?
杨贵华：“密电”一事不应当说是悬案，是有根据、早已有结论的“定案”。关于“密电”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一些人对此提出疑义。这份电报确实遗失了，但没找到这份电报，不能就说没有这份电报。
我们在《军史》第一卷中肯定“密电”存在的史实，理由有三：第一，9月8日(“密电”的前一天)张国焘电令詹才芳的电报：“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立即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这封电报也反映出张国焘企图武力加害中央的意图。
第二，毛泽东率右路军第一、第三军于9月10日凌晨秘密先行北上，脱离险境后，发给张、徐、陈电报称：“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这个电令，即指“密电”。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进时，曾有人请示是否派部队拦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无论如何不能打!
第三，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讲了“密电”事件：电报说“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是十分危险的(当时党内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毛泽东讲此事时，张国焘对此并没有辩解。从9月10日以后张国焘率部南下和另立中央等行动看，充分证明张搞分裂的史实。
回顾我们的编写过程，在处理类似一些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时，我们主要坚持了这几条原则：一是以党中央、中央军委作过的决议、决定和评价为准则;二是坚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直接获取“证据”，比如查找历史事件本身的物证和资料;三是获取“旁证”。即通过查阅与之相关的史料，深入分析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影响，最终得出结论。对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如果查不到权威史料作支撑，没有权威佐证，我们坚持不使用。
笔者：《军史》第六卷肯定了“文革”期间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史学界普遍认为“文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倒退的情况下，你们作出这样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不仅如此，在每一章的后面，我们都有一个概括性的小结。同时，书中对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不是叙述过程就完了，而是注重对事件的评述和评价。我们在编写中，坚持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即史论结合，注重说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并评论其正确和失误、有利和不利方面。这有利于给人以思考，正确地认识各事件。
笔者：听说《军史》后几卷的编写工作正在积极筹备之中，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杨贵华：《军史》后续卷的研究和编写，与前六卷是同时启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重要历史事件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评价会更客观、更准确、更符合实际。有些资料，随着部分高层决策档案的解密，经过深入研究，内容会更充实，对军队建设指导会更有力。研究和编写我军军战史，是我们军事历史研究所的职责和任务，经过军史工作者的努力，军史的后续卷将会陆续与读者见面。
杨贵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搞“文化大革命”“左”的指导理论，并不是否定这期间的全部建设工作。我们在《军史》中对“文革”时期我军发展建设仍取得很大成绩的基调，是依据历史事实得出的，不是事先确定的。比如：
第一，在全国动乱的局势下，由于我军始终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了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因此军队始终没有乱。
第二，我军在“文革”中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生活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党和人民作出的评价。
第三，在“文革”期间，我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加强和落实各项战备工作，出色地履行了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安全的职能，取得了边境自卫防御作战的胜利，打击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窜犯、侦察活动，打击了军用飞机对中南地区的侵略和侦察，出色完成了援越抗美军事行动。
第四，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在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人的保护下，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顶着压力，艰苦奋斗，在国防科技尖端武器研制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