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任弼时还是全力以赴地参与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成立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7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努力进行全苏大会选举运动》一文，要求在整个选举运动中，“必须与加紧准备第三次革命战争扩大红军的中心任务极密切的连接起来”，同时，和新区的分配土地和原有苏区实行“抽肥补瘦”政策等工作结合起来。8月，他又在中央局组织部出版的《党的建设》杂志上，发表《怎样完成区委的改造》一文，指出苏区党的区委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独立领导全区工作的能力，对于上级党部的依赖性非常浓厚”，组织成分上“缺乏甚至完全没有无产阶级分子”，工作作风上，“个人包办、家长式、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还很普遍地存在着”。要求通过召开各区的代表会改造组织，由工人、雇农分子来负责区委的领导工作，并“站在自我批评精神上去详细检阅区委过去的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召开两个大会列为“当前的中心任务”，8月份内完成选举和区委改造的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任弼时还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解决了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当时，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张爱萍后来回忆：“救星任弼时同志来了。”任弼时“把我从由于大革命失败而逃到上海，作秘密工作，又连续被捕入狱;以后又被派入红军工作，又负伤，及被调出作青年工作等等一连串的情形，研究后所作出的结论：‘他不会是AB团的’”。他又谨慎地决定：“‘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于是，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的顾作霖，被派来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首先从少共下层组织，然后到上层的工作;从少年先锋队工作，到儿童团工作;从党到政府等各方面去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了弼时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
不仅如此，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兴国县召开团代表大会，他率领少共中央的巡视员五六人出席。
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周爱民回忆：“他扎着皮带，结了绑腿，脚穿草鞋，背支驳壳枪，浑身英姿焕发，朝气蓬勃。”“当天晚上，我邀集团县委几个干部，围坐在一盏菜油灯下，向任弼时同志和巡视员一五一十地汇报团的工作。他不时竖起大拇指称赞说：‘配合革命形势，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把广大青年组织到革命战争的行列中来，这项工作很紧要，也很必要。’”“在会议间歇休息时，他走入代表们中间，谈笑风生，情趣盎然……一边回答同志们的提问，同时一边记下同志们的发问。他听说兴国山歌在鼓动宣传青年人当红军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后，便要当时妇女山歌手、县妇联书记谢佩兰教他唱扩大红军的山歌。他悄悄学会之后，一天在大会上居然操着兴国客家口音唱道：‘哎呀嘞!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哥呀哥，勇敢杀敌上前线，家中事情莫挂心。’”“在会议结束之后，他不辞劳苦，要我同他到离县城30多里的江背、水南一带作调查”，“后来，我又陪同任弼时同志到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那里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与他短短相处的日子里，我发现任弼时同志最大的长处是没有官架子。尽管言语不太相通，但是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