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之自传，即完成，最近的将来，亦未必能全部发表，至多只能写至北伐以前也。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文学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普通卖文糊口者，无论兴之所致与否，必须按期得若干字，其文自然不足观，望先生万万勿以此办法责弟写自传，倘必如此，弟只有搁笔不写，只前寄二章了事而已，出版家往往不顾著作者之兴趣，此市上坏书之所以充斥，可为长叹者也。”
陈独秀的信，已将不能续写的理由说的得体充足，而除此之外，另一条不能忽视的理由则是，纵是写出来未必就能通过国民党的书刊检查，他在逝世前3个月给郑学稼信中说:“弟之自传，真不能不写，但写亦不能出版，为之奈何?”由五四运动往下写，怎么也绕不开那么多的是非纷争的问题，纵是写出来了，也是不能出版，而“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于是，不如不写，免得徒费其力。诚如有学者所论:“《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