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父的毒打形成对照的是，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便会暗自流泪，“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他说母亲“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亲戚本家都称她为女丈夫。”但是，母亲也有“优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的缺点，而这恰恰又为他所承袭，他说:“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对于“阿弥陀佛的大哥”虽着墨不多，但却将大哥既要接受“母亲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又要哄劝“难说话的弟弟”，上下为难，无计可施的窘态，写得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的“江南乡试”中，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应试的“正人君子”刻画得更是入木三分。带着“‘读书人’这张体面的护符”，打着“奉旨江南乡试”的招牌，这班“正人君子”来到京城，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生拿硬要，偷鸡摸狗，龌龊卑劣，动辄以“我们是奉着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蔑我们做贼，便是侮辱了皇帝!”以此唬人。对旧时考场和考生百态，更是涉笔成趣，惟妙惟肖。由此他极为厌恶科举考试，并因之而与之决绝。他由“考生的怪现状”，联想到倘若这班人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最大动机”，并“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陶亢德似乎注意到书稿上所写的“写此遣闷”，故在连载时，特意给读者提示:“每期都有”，而老友汪孟邹在印发《实庵自传》单行本的《刊者词》中也说:“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然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其特有的奋斗精神。先为刊出不是无有意义的。”“每期都有”和“先为刊出”，都是造成既成的事实，以催逼后续篇章的完稿。
出狱后的陈独秀，面对已是全民抗战的局面，他每天不是写文章就是发演讲，尽管陶亢德一再催逼，他仍是不为所动。这一点，陶亢德也意识到，他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到抗战文章上了，自传也无心思续写。”陶亢德也知现在仍催逼续写《实庵自传》，是有点“不知道缓急轻重”，可是，出于多年办刊办报的职业习惯，每次去信都忘不了叮嘱一句“有暇甚至拨冗续写的话。”1937年11月3日，陈独秀致信陶亢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