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前卫队都是军直属队和各团、连凑起来的，大部队同志都互相不认识。人员很快进行了编组，并组织了尖刀排，我要求所有人员全部轻装，除了武器弹药，其他东西全部扔掉。末了，有人提出推选一名指导员，我发现舒文同志也在突围队里，他是新四军军部记者，在军部时我们就认识，知道他主意多，又能做政治思想工作，就提议让舒文同志当指导员，大家一致赞同。
深夜十二点左右，突围开始了，一溜长串的突围队伍，跟在尖刀排后面，沿着东山侧洼地鸦雀无声往山谷前进。不久，半山的敌人发现了动静，问了一声口令，尖刀排用一阵机枪和手榴弹回答了敌人，于是敌人就和我们接上了火。队伍没有片刻停留，迅速跑步通过，敌人火力很猛，一些同志开始掉队了，我猫着腰督促大家快点跟上，因为一旦被敌人压在这个洼地，那情况就危险了，又一排急促的子弹扫过，我一侧身，旁边有一位同志“哎哟”一声，扑通倒了下去。我赶快跑过去一看，这位同志胸前湿漉漉的全是血。忽然，借着弹光，我发现这位同志看得眼熟，仔细一看，不由轻轻的惊叫起来：“是你，老吴，吴金辉!”
原来这是二营营长吴金辉同志，兴国人。红军北上后，我们在一起留下坚持地方游击战，同住在一个山洞里，渡过了三年艰苦的南方游击战。吴金辉这时也认出了我，见我撕下一块布来要给他包扎伤口，吃力地推开我说：“炳南，老表，你……快走，别管我!”我说：“我来背你吧。”他摇摇头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指挥突围，快，把……，我的枪拿走，不要落在反动派手里。”喘了口气，紧紧攥住我的手说：“你要能突出去，等革命胜利，记得到我家去一趟，告诉我那老母亲，就说她的儿子没有……给她老人家丢脸!”
这时敌人已经嚎叫着冲下山来，吴金辉用力地推了我一把，生气地说道：“快走，否则，都完了!”我不能再坚持什么了，取下他身上的驳壳枪，含着眼泪离开了他，追上了突围队伍。
枪声渐渐远了，我回过头，望着茂林方向黑黝黝的山影，心如刀绞一般难受。万恶的蒋介石反动派，你们自己不抗日，还不准别人抗日，把枪口对准中国人，夺去了多少优秀抗日战士的生命，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加倍偿还!
天亮了。
在江边树林子里呆了一天一夜，派出附近村子找船的同志都陆续回来，一条船影也没见到，船大多被敌人扎沉了，我和舒文坐在那儿，两人都愁眉不展。舒文烦躁地不停用布片搽着他眼镜镜片。
晌午，我们终于和江边地下党取得联系，他们立即让人到江北区接头，准备派人来接应，我们怀着焦急、兴奋的心情等待着。舒文更是坐不住了，在江边走来走去，不住地往江北眺望着。
傍晚时分，他忽忽地奔到我跟前，欣喜地对我喊到：“颜连长，江北来人接我们了!”我腾地跃起身，忙不迭地问：“在哪?”他指指身后，我才发现，他后面紧跟着两个穿老百姓衣服，腰间揣着盒子枪的大个子，前面那个上来热情地自我介绍着：“我是江北游击队队长，上级派我们来接你们过江去。”我高兴地迎上几步，一把紧握住刘队长的手，用充满感激的声音说：“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不，应该是你们辛苦了!”刘队长爽朗地笑起来。接着，我把队伍集合起来，二十几天来，同志们历尽艰辛，一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但脸上都露出刚毅、坚定的神色。此刻，大家似乎都显得很激动，我数了数，突围时共有一百多人，现在还剩下六十多人，长短枪五十余只，机枪两挺。这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啊!刘队长他们领着我们来到江边停船的地方，把我们分三批运过江去。
我上了江北堤岸，就像一只迷途很久的小鸟，一下子飞回到树林的巢穴，心儿激动得一个劲扑扑直跳。不久，我们到了无为县北马州，在那我见到了我的老三团政委黄火星同志，他正带领几位同志在那儿等着我们，并为我们全部突围的六十多名同志召开了欢迎会，在会上黄火星政委鼓励我们说：“你们冒着生命危险，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历尽了千辛万苦，回到了革命军营，这种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刻，我们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许久，我才喃喃自语道：“党啊，我终于又回到了您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