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我再次见到他，是1985年，在北京木樨地24号楼我自己的家里。那一年，在百万大裁军的剧烈震荡中，经他向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多方呼吁，其麾下的黄金指挥部得以从正在撤销的基建工程兵脱离出来，正式纳入武警部队的编制序列。已经58岁的他，忽然穿上了他从此再没有脱下的军装，以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的名义向武警总部报到。刚好我参与创建武警部队的老伴李振军同志正担任武警部队的第一任政委，他到我家来登门拜访，是来向作为武警总部政委的振军同志汇报工作和请教带兵经验的。
振军同志和他一见如故，非要留他在家里吃饭。那天，我自己下厨，用我们湘西故乡的腊肉和湘泉酒招待他。他非常激动，但又有些拘谨，自觉地把自己放在部属的位置。振军同志邀他对饮，他连连退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个新兵，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小杯酒。然而，说到从此要用部队的方式管理他那支散落在祖国边远地带和深山老林的队伍，他既不回避问题和矛盾，又充满信心。他说，国家的经济正在腾飞，需要大量黄金储备，他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义不容辞，即使山野为家，肝脑涂地，也要如期如数地把黄金找出来，提炼出来，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金融地位。
这之后，振军同志不时对我提起他，说他如何深入部队，如何带领官兵钻山沟，穿林海，真抓实干，不惜拼了老命。但说得最多的，还是他如何艰苦朴素，如何两袖清风，下部队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决不允许额外接待，更不收任何土特产。我至今还记得这样几件事：一件是他老伴张春凤在黄金总公司工作，但在单位转制时，他在有关部门拟好的名单中亲手划去了她的名字，没有让她穿军装;一件是黄金指挥部的驻地在靠近北京北五环的城边，他进城办事，从不让在城里上班的儿子齐明坐他的顺风车;再一件是，他的儿媳妇第一次从上海到北京看望公公婆婆，返回那天大雪纷飞，他亲自用自行车送儿子和儿媳到公交车站，然后再陪他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去火车站。他这样做，既倾注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厚爱，又不失做人和做官的原则。
想不到两年过去，他在突击完成国务院下达的在“七五”期间生产80吨黄金的任务中，因用力太狠，身体过度透支，突然垮了下来。这是1987年4月，他在成都参加完四川省黄金工作会议之后，深入四川安昌河金矿、白水金矿，陕西山阳县黄金14支队和河南三门峡黄金第9支队考察，人还在半途，突然一夜夜地失眠和咳嗽，吐出的痰中有团团鲜血。回到北京上301医院一查，确诊为中晚期肺癌，并且已经向肝脏及骨骼等多处转移。让人痛心的是，由于病情发现得太晚，又发展得太凶，有关领导同志和武警部队想尽办法给他治疗，也没有挽回他的生命。半年后的10月24日，当他不幸去世的消息传来，振军同志和我当场被震惊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在齐锐新同志去世20多年后，在刘秉荣同志为他写作的这部传记中，从他几十年工作过的十几个单位，收录了他留在档案里的大量发言提纲、工作报告与总结、党组织的鉴定与评议，还有他本人在历次政治运动及人生重要转折阶段亲手写下的自传、自述、思想汇报、对照检查、干部履历表履历。这些来自历史深处的文字，原汁原味，不遮掩，不粉饰，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从中可见齐锐新同志诚实地为自己画出了的一条生命和心理轨迹。沿着时间顺序读下来，就像看一部电影回放，让我们既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人生的路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又能听见他走在这条路上沿途发出的呼吸声、心跳声，还有在迷茫和郁闷中偶尔发出的叹息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