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新旧矛盾交织，令人震惊。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层级太多。“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总公司、一级公司、二级公司……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分成4层甚至7层。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在高志凯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没有制衡。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统一采购、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
这种情况下，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次品可以按高价卖。“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关系户修理一下，再卖回油田，质量无法保障。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结果两头是铜，里面不是，放到海里，一不小心就断了，导致整个平台断电，损失巨大。”高志凯认为，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监管的缺失。“公司法律部、纪检部往往受控于同一层级的总经理。当我的预算、工资、升迁都掌握在你手里时，我是不可能对你形成制约的。在这种体制下，圣人都会腐败。企业里的法律顾问、纪检主任、监察机构，团伙犯罪的多得是，你不下水也要把你拉下水，大家以和为贵，有钱一起赚。”
更有一些管理者，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他对我说，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要黄金有黄金，要外汇有外汇，要房子有房子，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对此，高志凯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但另一方面，这些高管们也有“苦衷”：“别人都在跑动，他们不跑动也不行，因为领导不是圣人，不往前凑，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说到底，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
政府原因：拼爹形成“权贵资本”
企业的病还没治好，政府作用过大，又让旧病添新愁。高志凯认为，改革开放一方面让国家财富和社会财富迅速积累，另一方面，改革滞后带来的政策门槛让大量资金找不到投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很快被引入中国，并迅速生长。但是，其中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些风投和私募还没有发展壮大，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资本权贵化。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政府扮演的角色有问题。
首要问题就是干预太多。“现在有很多政府引导基金。如果是市场化操作没问题，但往往是政府出一部分钱，然后管理者由政府控制，资金投向由政府决定，最后上不上市还得由政府说了算，这就很容易牵扯裙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基金赚不赚钱是一回事，负责人自己赚不赚钱是另一回事。“负责人可以高价买一个亲戚朋友的资产进来，基金亏了，但亲戚朋友赚了;他也可以声称某个投资项目不好，折扣价卖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市场运作，导致融资和投资的双重不公。“国内有几家基金牛气冲天，好的投资机会它都能抢到。不是因为它业绩好，而是因为管理者有背景。你融资争不过它，抢项目抢不过它，等上市的时候，它还能跑到证监会去要通道。”高志凯认为这种“中国特色”严重妨碍了基金的正常运作。
“现在连美国的投资银行在国内找代理人都走权贵路线，最后变成不是找优秀的管理人和投资项目，而是看谁的爹级别高，这样才能拿到项目。我能说出好多高官子弟在美资银行里，还有一些要害部委官员的子女。当然，这些子女的外语能力、海外经历也都不错，但如果因为是有家庭背景就能控制某些资金，在市场上抢项目所向披靡，拼来拼去最后全是拼背景，就太可悲了。更可怕的是，如果整个行业链全打政府关系牌，很容易形成巨大的风险和问题。”高志凯说。
分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针对这些问题，高志凯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和分析，避免极端化的解决方案。
高志凯并不赞同“废除国有企业，让国有资本退出经济运行”的观点。他认为，在某些特定行业里，国企仍然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要在国际上与非常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而国外的跨国公司早年也是由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背后大力支持，甚至用炮舰外交支持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