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话里“四”和“十”发音差不多，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高志凯都会马上用手势再向邓小平确认一遍，伸出四个手指代表四，左右手食指交叉代表十。大多数时候，邓小平都会果断地伸出四个指头回应。
如果是普通会谈，翻译如果没听明白，可以停下来再问一次，但做邓小平的翻译不行。“上世纪80年代，他会见的大多是比较重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尤其是美国来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非常重要，当时苏联还在，遏制苏联是全局性问题，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除了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美国来的内阁成员、部长级别的人他都愿意见。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敏感度，我不仅不能翻错，而且不能重问。那样不严肃，不严谨，也不得体。”
邓小平留给高志凯最深的印象是务实。“我陪他见外宾，从没听他引用过一句唐诗。他没有花里胡哨的地方，不爱虚荣，也不展示浮夸的东西。他说一不二，丁是丁卯是卯，但用的都是大白话。”
高志凯唯一一次听到邓小平讲英语，是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天宾主相谈甚欢，气氛非常好，时间也超了，一向严肃的邓小平有了爽朗的笑声。会谈结束，他亲自把温伯格送到福建厅的门口，握手告别时，早年在法、德、苏都工作过的邓小平用英文说了一句“goodbye”，而高志凯条件反射地把这个单词翻成中文“再见”，又返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回过头，瞪大眼睛看了高志凯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紧迫感与危机感让他选择改革开放”
邓小平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当时还在冷战时期，国际局面复杂，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那就是改革开放。”高志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高志凯曾去邓小平“文革”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在当年邓小平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1969年到1973年，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做着最卑微的工作，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他吃过苦，有过磨难，经历过大起大落，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但这条路在哪里，又有多少风险?”
高志凯也去过邓小平复出前，叶剑英与邓小平谈话的地图室。“东、西、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军事地图。从上面看，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美军、苏军，中苏、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而中国一贫如洗，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别的领导人，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高志凯回答道，邓小平是独一无二的。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邓小平，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影响更深远的事情，比如干部培养，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打破终身制，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当时很多‘文革’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邓小平刻意培养年轻人，才有了第一、第二、第三梯队，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一直影响到今天。”在高志凯看来，邓小平当时想要什么职务都可以，但什么都没要。邓小平曾对外宾说，我想当(一把手)肯定能当，但多累啊，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
近距离的观察，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决策。“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
国企顽疾：一把手大权独揽
1988年3月8日，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但短短一年后，他就有了新方向。在基辛格的推荐下，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1993年，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由此迈进资本市场，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彻底转向金融领域，帮企业发行债券、股票，做并购业务。后来，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