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高志凯正式进入外交部翻译室。“机遇是给做好准备的人的，但不管个人多努力，如果生不逢时，大环境没有提供机会，也很难发挥出来。从这一点说，我很幸运。
在打字间里住了5年
外交部翻译室，用高志凯的话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基本都来自这里，出了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
一开始，高志凯以为自己在翻译室是个过渡，很快会被派到联合国去。“无论纽约还是日内瓦，无论总部还是分支机构，对我都太有吸引力了，整天就盼着赶紧到联合国去。”但当时翻译室的领导过家鼎给了他当头一棒：“只要我在这一天，就不让你离开，你就死了去联合国这条心吧。
过家鼎的理由是“国家需要你”，但高志凯还是想走，反反复复好几次。过家鼎就抓各种机会给他做工作。有一次参加活动，高志凯陪同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照片在《北京日报》上刊登出来，过家鼎拿着当天的报纸，往高志凯的办公桌上一撂：“小高，你看!你小小年纪，照片都上报纸了!”
高志凯的想法慢慢地转过来了。“翻译室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最低级别是给外交部副部级干部提供翻译，然后一级级上去，最高是邓小平。即便是部队请来的外国领导人，跟小平见面也是翻译室派人，因为其中有很多政治上的敏感地带，对领导人的言行习惯要了解，这不是纯粹的语言问题。”
工作的特殊性对翻译人员的素质是个严峻考验。高志凯对记者回忆说，当时外交部的宿舍分得比较远，他觉得跑来跑去太浪费时间，正好翻译室配有一个打字间，里面有一张木板床，高志凯就在那里睡了5年。“吃完晚饭就开始干活，先把白天的工作整理一遍，然后做第二天的口译、笔译，第二天的工作能在前一天晚上全部做完。其实翻译到了一定程度，就是知识面的问题。陪同领导人见外宾，需要掌握很多背景资料，来访国家和代表团的情况，两国关系，来访者的背景，等等。”高志凯说。
1987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来访。除了北京的会谈之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还在外地与霍克会谈了3个晚上，共9个小时。中方在场的只有胡耀邦、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和高志凯;澳方则是霍克、澳驻华大使及澳方翻译。本来做记录并不是翻译的本职工作，也不会有人来要，但高志凯的习惯是每次会谈都要做详细记录。会见完之后不久，胡耀邦对外交部说，自己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念都在那9个小时里面说了，让外交部把那次记录整理出来，上报给他。所有人都以为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问到高志凯时，发现只要把他本子里的记录稍做整理就行了。
在邓小平身边的日子
高志凯正式给邓小平做翻译是1984年。那年他22岁，被称为“建国以来为中央领导工作的最年轻的翻译”。在此之前，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模拟实战”训练。
“当时就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老翻译手把手地教我。最早是周文重(现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每次他给邓小平做翻译时，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记录。会谈结束后，他会让我根据记录再翻一遍，指出问题。翻译就像跳高，永远有提高的空间，很难尽善尽美，总有些地方有遗憾。在这方面，老一辈的外交家和翻译家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很多年后，他和外交部前辈们聊天时，得知了自己被选为邓小平翻译的原因。“他们跟我说，志凯，我们当时选你有几个考虑：一是人很勤奋，中英文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二是发音比较好，会用嗓子;三是你个子不是很高;四是在大场合比较沉着冷静。”
对此，高志凯有自己的看法：“当时领导人普遍都不太高，晚年的邓小平只到我鼻子这个地方。他们说，你站在领导人身边不会遮挡，既能把工作做好，你的存在又好像微不足道。”此外，言行必须得体，不能抢领导人风头，声音的大小也很关键。
“邓小平比我大58岁。当时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好，但右耳在慢慢失聪，基本上都用左耳。此外，他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事先如果不训练一下，会听不明白。再有就是发音习惯，80年代他在公众场合发言不多，但一言九鼎，所以他每次发言都很简练。”高志凯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