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总会对民主信心倍增，很快却又会失望。正如二十多年前，泰国人走上街头要求选举民主的回归，但现在他们似乎回到了起点：人们又走上街头，却说不想接受他们在1992年所奋力要求的民主。
民主的确有天然的缺陷，民主政府已习惯于巨额结构赤字，政党借款满足选民眼前的需求，却忽视长期的积累投资。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已有30多年未能平衡预算。金融危机毫不留情地揭露出这种靠债务融资的民主是无法长久的。和发达国家一样，新兴民主国家同样过分关注短期支出而非长期投资。巴西允许公务员在53岁退休，却没怎么花功夫建立现代化机场系统。印度出钱拉拢了许多利益团体，却疏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泰国则将大把的补贴和福利送给了农民。
而抗拒这些“缺陷”的少部分人，则只能沦为“多数人”选票下的牺牲品，他们意见往往很难收到重视。
此外，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涌现，也放大了民主的缺陷
一方面，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得财富更加集中。各个阶层的阶层固化更为严重，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各阶层的利益产生矛盾、妥协的公约数越变越小。比如穷人会更抗拒全球化，不希望失去工作机会和稀释现有的生活品质，而富人则乐于在全球化中寻找更多的机会，希望政策更加开放。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使得反对者的声音能够被放大。互联网组织活动更加简单：现在，人们每周都可以参与真实的电视投票，点点鼠标就可以支持请愿，让几年一度选举的议会民主制看上去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人们更倾向于“现在就改变”，而不是漫长的等待。
与此同时，娱乐产业的空前发达也让人们越来越爱通过荒唐的玩笑表示抗议。2010年，冰岛的“最棒党”(the Best Party) 承诺将“正大光明地腐败”，却赢得了足够的选票，得以在雷克雅未克市议会联合执政。2013年，四分之一的意大利人投票给了一个由喜剧演员贝佩·格里洛创建的政党。如果民众对他们的政府要求不多，那么以上这些对政治的冷嘲热讽或许没有关系，但民众的要求在持续增长。这便好似一种危险且不稳定的混合物：一边依赖政府，但同时又蔑视它。这种依赖需要政府扩张过度、负担过重;而对它的蔑视又剥夺了它进一步扩张的合法性，从而因此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弊病”。(本段部分内容参考自《经济学人》文章《从泰国到乌克兰，民主怎么了》)
面对席卷全球的“民主病”，泰国民主没有机会了吗
“没有什么事能比获得自由更加美妙，也没有什么事能比学会运用自由更加困难。”亚历西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这样描述到。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现实的确如他所说。即便在法治健全且公民民主素养相对较高的社会，也不乏“民主病”产生。《卫报》在不久前还发表了一篇令人有些悲观的文章，专门探讨“泰国的动乱是否象征了全球民主化的失败?”这些现象让人有一个疑问，对于泰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民主就这没有机会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面对“民粹”盛行等等“民主病”，不少国家已经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为了防止过度福利和周期性政策，瑞典政府就曾承诺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平衡财政预算，他们援引“日落条款”(指的是法律或合约中订定部份或全部条文的终止生效日期)，迫使政治家们在一定期限内(比如每十年)更新一次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无党派委员会提出长期改革方案。瑞典就因此成功地将其濒临崩溃的退休金制度挽救回来。美国一些地区也已开始通过多种途径维护民主:在过去，加州的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产生彼此冲突甚至有违常理的政策，比如说增加政府支出和降低税收。然而在过去五年里，加州进行了一些系列改革，该州设立了一个“长期规划”委员会来制约公投议案中的短期行为，并且删除一些有违常理的政策，限制竞选者不切实际的承诺。由此，加州实现了预算平衡，这项成就甚至被该州参议院领袖达雷尔·斯坦伯格称为“几近超现实主义”。在不那么发达的智利，也有成功的案例。他们采取类似瑞典的措施，在面对铜市场价格的波动和民粹主义的施压时，适时地消费盈余，也成功解决了该国面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