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失衡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而内部失衡的出现，有时候源于事件性冲击的出现，更多时候则与该经济体的政治、文化乃至国民性等诸多原因有关。以拉美国家为例，普遍不喜欢储蓄，所以储蓄率历来比较低，但同时又要发展经济，所以只好靠借外债的形式弥补。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时表现的尤其严重，为讨好选民，政府对经济做出的承诺需要引入资金实现，于是外债规模不断增加，并最终导致了本世纪初拉美债务危机的出现。
内部失衡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从主要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对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的大致情况。数据显示，拉美国家主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出口附加值相对会比较低，而且出口对象往往比较单一。这使得这些国家抵抗冲击的能力非常差。当全球经济低迷，或贸易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初级产品价格会剧烈波动，那些出口占比较高、且初级产品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由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往往受到的波及会更大。再叠加上脆弱的国内经济结构，就很容易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链，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为低端的层次，无法实现真正的突破，也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一个视角，我们可以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协调性上分析主要国家内部均衡与否的问题。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比较形象的例子，这就像一个人财富量与消费层次的匹配与否问题。工业化可以类比成一个人的财富量，城市化可类比一个人的消费层次。历史规律显示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业化后期及后工业化时代，工业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度会明显降低，但城市化率总体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业化率不够或者工业发展还处于相对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贫民窟的出现与社会问题的增多，贫困、失业以及混乱的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的贫富差距与社会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进一步扰乱社会秩序，导致更大程度的贫困，并加剧转型升级的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