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5月7日报道,探寻各国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是一件苦差事,从数据采集到逻辑梳理,研究的难度较大,不仅涉及到经济层面的诸多原因,还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等等诸多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后是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与转型升级的失败,传统增长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赶效应”的消失、不断上涨的要素价格、内外失衡等等,而转型升级的失败则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战略失误、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等。
“追赶效应”进入尾端
“追赶效应”描述的是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穷国在发展初期更容易实现持续高速增长。我们从全球产业链分工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贫穷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分工的时候,贫瘠的技术积累、低廉的要素价格、匮乏的资本存量以及脆弱的产业结构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为后期追赶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贫瘠的技术积累与低廉的要素价格,导致少量的资本投入就会大大提高单位劳动的生产效率;在本国资本存量匮乏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实现,而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可以为其提供发展契机;与此同时,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国外相对先进的技术、设备与管理理念也会随之进入。
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穷国在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过程中,生产效率与资本投入会同时提升。国际经验显示,从低收入群体迈向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追赶效应会最为明显,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追赶效应带来的红利逐步减弱,代工式的传统模式下的弊端逐步体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化可作为考察追赶效应较好的参考指标,但是一方面TFP指标是个后验的指标,另一方面计算起来太过复杂。我们可以换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基础产业中制造业的可贸易性程度最高,因此,我们可以对工业化率的变化展开分析。
韩国和日本同属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尤其韩国的发展历程很值得我们参考。由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来看,进入中低收入群体的过程中,工业化速度较快;进入中高收入群体之后工业化进程有所放缓,而在逐步接近以及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整个工业化进程结束,步入后工业化时代,一二产业的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趋势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