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该段时期这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不是出现了恶化。事实上，先发国家与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中，除日本部分时段略有回落，其他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劳动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显上升。尤其韩国最为明显，劳动人口占比在1970年至1990年之间明显上升，从55%左右提升至接近7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劳动力实际成本明显上升的阶段，劳动力占比也是在明显上升的，或者如阿根廷是基本持平的状态。因此，人口结构根本不是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逻辑，可以采用“两部门”模型解释(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果将整个经济体分成“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那么加入全球贸易分工会从两个层面导致劳动力实际成本的上行。首先，由于追赶效应的存在，可贸易部门的生产效率较融入全球产业链条之前出现明显提升，并导致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提升，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流通带动不可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实际成本上升。其次，如前所述，追赶效应会带动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可贸易部门的占比也会逐步提升。因此，“追赶效应”带来后发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素价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会逐步削弱后发国家在“追赶阶段”的国际竞争优势，或者说逐步消化掉了后发国家早期发展模式的相对竞争优势。
内外失衡不断加剧
导致传统模式枯竭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内外失衡的不断加剧。在美元主导的全球“三元结构”下，“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实现了良好的外部循环，但却加剧了主要参与方国际贸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以美国、欧洲(德国除外)为代表的消费国，经常账户持续逆差，以德国、日本、中国、东南亚国家等为代表的生产国和以部分拉美国家、俄罗斯、阿拉伯国家为代表的资源国，经常账户则持续顺差。生产国与资源国持续顺差获得的美元等货币，最终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形式流回到消费国、支持消费国的过度消费。整个产业链条分工环环相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生产国和资源国持续的顺差、消费国持续的逆差，与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持续存在。而且，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定位越单一的国家，贸易不平衡的程度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