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行为种种
韩爱晶的造反行动很快就进入“中央文革”的视野。以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对“文革”初期产生的红卫兵领袖十分重视，韩爱晶自然也被江青所看中。韩爱晶开始飞黄腾达了。韩爱晶当上了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从此之后，韩爱晶便紧跟江青为实际领导人的“中央文革”，实行了一系列的造反行动。
由于北京航空学院培养的学生将来是要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因此该院在接受教育部门领导的同时，也接受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委对于北京航空学院的动乱也十分重视，派干部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那里的干部对韩爱晶等人的造反行为也是否定的，对工作组的工作是支持的。当韩爱晶翻过身来后，就要报这“一箭之仇”。他组织一批红卫兵开到国防科委，要求揪出派到北航工作的干部，还要揪出国防科委领导人。在被拒绝的情况下，他们干脆不走了，就坐在国防科委门前“请愿”，在韩爱晶的鼓动和示范下，他们竟然连续静坐达28天。这次静坐影响很大，成为“中央文革”用来说明群众革命精神的例子之一。一些红卫兵小报也对之大肆渲染，成为哄动一时的事件。而韩爱晶作为静坐的组织者，也名噪一时。本来，在北航也有一些造反风云人物，他们论口才和组织能力并不比韩爱晶差，他们都在与韩爱晶竞争红旗战斗队的领导权。但在去国防科委静坐这件事情上，他们显得不如韩爱晶坚定，这使“文革”初期北航红卫兵们认为，只有韩爱晶才是敢闯敢干的领导人，愿意听他的指挥，这样，他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总头目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率众到国防科委静坐的经验，使韩爱晶意识到，只有大闹才能有大名，有大名才能有大权。他决定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地位更高的人。正在此时，“中央文革”授意要打倒刘少奇。有“中央文革”撑腰，韩爱晶的胆子也大了。1967年7月26日，他与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联合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批判会和逼刘交出第二份认罪书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还架起了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幸亏周总理及时采取了强制措施，才平息了这场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