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甲午教训，走出甲午思维，就要以宏阔视野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紧紧围绕争夺战争主导权建设发展空军，在掌握运用“制高点”武器上实现新突破。如果说航空母舰是因为有了舰载机而曾经主宰海洋的话，那么空军必须依靠新的飞行器及导弹、激光、电磁、动能等武器配置而主宰空天。我们反对霸权、强权，绝不做欺弱凌小的事情，但也绝不能总是被动退让，对所谓的“遏制”、“围堵”听之任之。
当我们的战略利益受到威胁时，我们将发挥空军全域覆盖、空天机动、多维制敌、精确打击之优长，随时应对来自陆地、海洋、空天的各种威胁。
四、战争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较量，建设现代化强军一定要超越军队。
战事之败败在军，军队之败败于国。国家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情是中劣日优，战争准备是日本准备充分、中国仓促应战，日本政权稳固、中国政权动摇，日本民族统一、中国一盘散沙;国力是中强日弱，军力是中弱日强，清朝的财政收入大约是日本的3倍，但在军费投入上却不及日本。日本军费投入占财政收入的60%，多数用在发展海军，而清政府用于海军的投入仅占财政收入的2%。
对发展现代国防，清廷大臣出于政斗考量，相互杯葛，各执己见。甲午战争爆发前三年，右翼总兵刘步蟾已发现北洋水师战斗力远不如日本，向李鸿章疾呼“添船换炮”，而朝野人士皆不以为然，主管户部的翁同稣置若罔闻，决定海军经费停拨两年。原本打算购买英国在世界上活力最强、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因经费短缺被日本买去，这艘被日本命名为“吉野”号的战舰最终成为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克星。
由于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动员严重乏力。晚清末年，因朝廷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各地的暴动，当外敌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清政府无法、无力统一国家意志、凝聚人民力量。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朝廷既无权威调动南洋水师参战，也没能力发动全民抗战，地方官府贴出告示，对老百姓诱之以利，许诺“助官抗日，可免三年钱粮”，但仍得不到响应，唤不起斗志。战争时，《旧金山早报》记者采访了在旧金山经商或做苦力的华人，他们都不关心战争，对2000名清国海军官兵死亡更是无动于衷。梁启超曾经在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国民踊跃参军的场面：“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的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对于日本军人的“祈祷战死”，连梁启超都“矍然肃立，流连而不能去”。
总结甲午教训，就要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下考量，举全党全国之力，而不是单单靠军队，国防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风气的好转、兵员来源的优化、全社会国防意识的增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尤其要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充分认清强军是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军国霸权的疯狂性危险性往往超过想象，战胜强敌一定要超越国界。
帝国主义为了争夺霸权，争夺势力范围，不讲规则、不择手段，灭绝人性，给受害国带来深重灾难。
日军攻陷旅顺后，对城内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屠杀、抢劫和强奸，死难者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英国人艾伦在《在龙旗下》和美国记者克里曼记载了一幕幕惨无人道的场景： “他们野蛮的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女儿童，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用刺刀穿刺妇女的胸膛，将幼儿串起来挑向高空”，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母亲的身边围着四五个小孩，小的还在吃奶就被捅死了，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呻吟声到处回荡”。
甲午战后，一纸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毫不留情地把中国的土地割去、白银拿去，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使中国跌进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之后，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热潮。
当前，日本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不断发出危险信号，频频采取军事挑衅行动，这种亚战争状态，是军事手段别样的运用，是没有打响的战争，即隐形战争。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已逼近我们家门口，危险、危机已经到来，决不能高枕无忧，再一次沉睡过去。应该看到，目前日本所作所为日益背离理性、走向失控。安倍叫嚷“中国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需求”、 “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土”。为此，我们应有兵临城下的危机感，不能等到开火才认为是战争到来，必须充分准备，做好打恶仗、打硬仗的准备。军国主义是亚洲及世界公敌，其侵略性残酷性破坏性远未被世人认识到。中国要站在世界反军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带动整个亚洲及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共同消灭军国主义残余，彻底铲除其根苗。这是为了中国、亚洲、世界和平，也是为了日本本身的利益。
反思甲午战争，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腐败必亡!弱军必败!怯战必溃!
安倍高调出席香格里拉对话 鼓吹“日本新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