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与会者科拉罗夫(В.Коларов共产国际总书记)、蔡特金(ClaraZetkin德共创建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等先后提出了十个问题，蒋当场一一作了解答。主持会议的季诺维也夫说，主席团将有一个专门委员会与“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共同讨论，提出一个明确的决议案。经过紧张的讨论和修改以后，共产国际以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名义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11月28日正式通过，交由蒋介石带回中国。
《决议》说：“共产国际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以孙中山博士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纲领———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革命党”。这个决议随即成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基本方针的蓝本。
蒋介石一行于11月29日从莫斯科启程回国，12月15日到达上海。
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
蒋介石赴苏俄此行，前后历时近四个月。他和代表团一行除重点参观考察苏俄的军事单位外，还参观访问了政府机关、工厂、农村，游览了名胜古迹，会见了许多重要领导人，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制度、苏俄与革命与建设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对于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有较深的体会。国民党中央确认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的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然而，蒋介石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未能落实，尤其是对于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案受阻，产生了很大的不满和失望，进而对苏俄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他在几个月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说：苏俄“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观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大体反映了他赴苏俄归来的一个重要认识。
蒋介石从苏俄归来后，并没有立即去广州向孙中山作详细汇报，而是将一篇《游俄报告书》寄去广州，自己径直回奉化老家去了。当时孙中山正在紧张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亟需详细了解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真实情况，因而一再催促蒋介石来粤。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抵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代表团的工作及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有益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通过的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其后还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席大会的代表中有二十四名是共产党员，约占代表总额的七分之一。孙中山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并载入这次大会的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加强军事建设，筹建革命军队。国民党一大期间，决定把设立陆军军官学校一案切实付诸实施，并于会后不久在广州黄埔正式筹办。这是贯彻三大政策的一个产物，国共合作的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