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书”遇冷
“意见书”送出后，几近一个月没有一点音信和答复，这使蒋介石和代表团成员都很焦念。尽管苏俄方面为代表团安排了相当丰富的参观访问活动，尤其是在莫斯科和参观考察红军各兵种学校及军队、舰队，还至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典礼等重要活动，但蒋介石始终心绪不宁，忐忑不安。
这期间，蒋介石揣测苏俄方面对于“西北军事计划”提出要在库伦建立基地，并从蒙古南部向北京进军的计划会有障碍。因为当时属于我国的外蒙古地区，实际上已在“民族自治”的名义下被苏俄势力所控制，只因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软弱无力而抵制无效。10月21日是个星期日，蒋介石往访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谈蒙古问题”。
果然，契切林对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一事提出疑义，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蒙古人怕中国人”。蒋介石力图说服契切林，但“无结果而散”。回来后蒋向国内作了报告。25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说，“谁是我们底良友，谁是我们底敌人，我们胸中都十二分明瞭，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底良友能够谅解我们。”孙嘱蒋“吾等与友邦诸同志从长计议”。第二天，蒋写信给契切林，转告了孙的来电要旨，同时重申在库伦建立军事基地的立场。
蒋对契切林说：“那天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有其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这种动作，在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蒋在信中进一步指出，“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工作的真意，使他们在实际解除历史上所遗传笼统的怕。”然而，蒋介石的这些话，契切林等苏俄官员是完全听
不进去的。这使得蒋介石很不高兴，认为苏方“完全藐视他”。契切林获悉蒋介石“大发雷霆”，11月1日在致函季诺维也夫(Г.Е.Эиновьев)并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转达加拉罕从中国来的建议，要对蒋“多加安抚”。
苏俄方面对蒋介石送出的代表团“意见书”迟迟未予答复，从解密的苏俄秘密档案中可以知道，当时正在医院养病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在看了代表团的“意见书”后，于11月2日给斯大林和契切林写信说：“我想要提醒孙中山和他的代表，孙中山和代表应该从根本上坚决彻底地树立一个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漫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进而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方面的要求，一律要等到欧洲形势明朗化和中国完成了一定的政治准备之后再议。”托洛茨基当时是苏俄政府军事问题的最高决策者，他是从欧亚革命形势的全局来考虑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国革命前景的。
有了托洛茨基的意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和苏联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于11月11日下午约见蒋介石和代表团一行，对代表的“意见书”作出答复。斯克良斯基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详细讨论了所提出的方案，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中山与国民党应集中力量做中国的政治工作，否则，在目前的情况下，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遭失败。”他援引了十月革命是由于俄共作了长期艰苦的政治工作的准备。蒋介石当即反驳说，我们国民党已经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必须同时进行军事活动。蒋还强调俄中两国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不同，工作更加艰难。蒋介石说了很多，但改变不了苏俄的既定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