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是有专责机构来负责推行的，其名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1934年夏天成立于南昌，蒋介石挂名总会长。由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主持（主任干事）。设有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该总会的四十来位干事，全是名头响亮的军政大员。次年底，该会迁往南京，改由钱大钧负责。
宋美龄在南昌推行“新生活运动”
1936年，又在该会名下单独成立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任指导长。抗战前几个月，该会负责人改称总干事，这时的总干事，已是委员长官邸内务总管黄仁霖担任了。
在新生活运动中，蓝衣社也曾担当始作俑者的角色。蓝衣社在此近代转型时节，也对“新运”兴趣满浓，积极投身于其中。但他们的知识结构处于一种灰色地带，如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那还差得远；但也绝不是知识圈外的人。他们对德意志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深感兴趣，于是将那一套控制术引入当时的中国政治。依他们的勾画，连幼儿园也被军事化了。他们动用暴力打击反对国民政府的人，同时也倡导清洗政府中腐Bai的官员。
新生活渗透在生活中也深，学生平时唱的大量歌曲，都跟该运动息息相关。诸如《新生活》《好国民》《国民道德》《有礼貌》《扶老助弱》《成功告诉我》《节俭》《身体常运动》《吃饭时的礼貌》《节饮食》……
该运动持续到1949年历史发生巨变这才无疾而终，一共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其中，到了抗战时期，即国民政府在重庆时代，该运动的内容有所变异。战前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道德性内容多一些，以此来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战争期间则更偏重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对精神的惕励和要求更为加重。随着战争的深入，新生活变得无所不包，什么都往其上靠，诸如伤兵救援、厉行节约、抚养孤儿、躲避空袭、献金购机……都打上新生活的烙印。从负面来说，是内容变得空泛，但从鼓励军民抗战而言，也多少取得一定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