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发起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当局的出发点来讲，意欲养成国民的生活的准军事化，在陈布雷给老蒋拟就的讲稿中有云“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励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
蒋介石、宋美龄带头吃素倡导“新生活运动”
当时国民政府已取得政权七八年，加上各层官吏中，东西洋留学生出身者甚夥，较有时间和精力注意到民众的生活状态，譬如生活肮脏、杂乱、缺乏公德意识，人际关系苟且自私，毫无羞耻心，社会气氛黯淡、杂乱、暮气深重，乌烟瘴气……
这个运动放大来看其意义，系负有政体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在转型时期对文化现代化探索追求的具体表现，也是当时智识者将文化使命渗入行政系列的具体作为。
新生活运动的初衷
在邓文仪等人参与拟定《新生活运动纲要》的时候，已提出“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执行六个月后，转入第二期，生活之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随后提升“纲要”内涵的任务，又交给政学系头目杨永泰负责，他是一个随行就市的人，他在其中加入许多儒家的人生修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很合乎当局的胃口。
抗战初期，侵华日军拍返其国内大本营的电报有云：“南京政府领导的新生活运动，现已转变为国家军事的总动员运动。他们过分相信自己，因此，必然要出现对日轻侮的行动。”（《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人民出版社），可见该运动客观上造成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