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纳悄然出走事有前因
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汉口西迁重庆，但政府机关滞留在孤城汉口者甚多。不知蒋介石出于什么目的，把端纳和他兼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全体人员也留在汉口。端纳等人眼看日本人一天天向汉口逼近，生命受到威胁，一时感慨万千。他已在中国工作了30多年，做蒋介石私人顾问也将近10年，可是现在却面临国民党腐败已极的濒危局面，他真是大失所望。
偏偏此时又收到羁押在贵州息烽的张学良密信。张在密信中说：“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和子文尽量设法实现你们的诺言，冀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张的信更是让他心如刀绞，虽然他曾几次向蒋介石进谏，可是都吃了闭门羹，他为自己的“言而无信”而愧疚。
端纳失望已极，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离开蒋介石。于是飞到重庆，找到蒋介石要求撤出汉口并要蒋写一手令。蒋介石欣然应允。
蒙在鼓中的端纳从重庆返到汉口后，想通过军统汉口站站长马宗良的协助，让经济研究所的人员平安搭船逃出虎口。谁知他的行动早被戴笠控制。马宗良受主子之令，避而不见。端纳在法租界的中央饭店住了三天，找不到马的踪影，却无意中发现戴笠正叫人将搜刮来的罕见珍贵文物楚王剑装箱运去香港。端纳气愤地向重庆发了一份急电：“我要辞职回澳大利亚去。”藏在他身边的戴笠的耳目一直像影子一样地纠缠着他。
1940年6月的一天深夜，端纳接受曾在香港做记者时有过交往的一个日本人的拜访，对方大谈了一通“大东亚共荣圈”的事，端纳虽然反感，但未明显反对，语言含糊。他们的这番密谈，被戴笠安放的窃听器收录下来，通过技术处理后，成了端纳通敌为日本间谋的证据。蒋介石当然听不懂里面的叽哩哇啦的日语，对“证据”坚信不疑，遂对戴笠下令：“一定不让端纳落入日本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