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高岗传》，戴茂林 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如果说中央红军的到来挽救了高岗的性命是高岗的福气，那还仅仅是从高岗个人的命运而言。实际上，陕北能够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新起点，这才是中国人民的大福气。
然而，这一历史性的抉择，竟然要感谢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的。包括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总部、中央红军等在内的这样一场“举国”大搬家，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仓促大撤退。
转移到哪里？何处去落脚？战士们不知道，指挥员也不清楚，只能随机处理了。1934年11月的湘江恶战，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多人，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不得不改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也确定了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但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历尽艰险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却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战略方针，提出西进，向川康发展，而且张国焘竟然在与中央发生战略分歧时采取了分裂行动。在此危急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张国焘的错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的同时，果断地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