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自“对外政策第一”(Foreign Policy First)的角度审视日本由和平扩张转向军事帝国主义、乃至最终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内在逻辑。表面上看，“亚洲门罗主义”是对门罗主义的忠实模仿，作为后者的首倡国，美国正是首先依据门罗主义在西半球建立起地区霸权、再借助外部环境逐步将其扩展为超地区霸权(Extra-regional Hegemony)的;马汉在《美国海上权益今昔与展望》中，将美国舰队在巴拿马运河、墨西哥湾以及整个加勒比海的永久航行自由视为本国在西半球的决定性利益，正是门罗主义的直接反映。但美国门罗主义的实现并没有那么顺理成章——从门罗主义提出的1823年到19世纪最后10年，在这将近70年时间里，“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句空话。美国既无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确保在西半球的优势，也无意挑战依然在美洲维持其存在的英国皇家海军。英美在西半球的权势让渡过程相当复杂：首先，双方的经济形态较为一致，都倾向于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虽然主导国家可能不同)，这意味着无论哪一国在西半球占据优势，它都不会追求一种排他性的利益独占，而会兼顾他国;其次，美国海军的实力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可以说微乎其微，它无意剥夺英国对维护开放经济体系的最有利工具——海上优势的独占权。只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当英国因为相对实力的衰退和战略目标调整，需要将战略重心放回到欧洲之际，美国海军才以极快的速度开始膨胀，接替了皇家海军在西半球的警察职能。而这两项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美日之间都不存在：美国可以容忍20世纪20年代那个以间接方式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的日本，但绝无可能放任日本1931年之后公然从领土、主权和经济上独占中国的尝试;而美国和日本在海上力量方面的冲突倾向，甚至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1907年就成为既成事实了。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扩张路线，实际上更近似欧洲历史上那些大陆强国(比如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和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首先在大陆上取得独占性市场和资源产地，随后以强大的舰队为投送工具，对主导性海洋国家进行挑战。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指望美国人袖手旁观，坐视“共荣圈”在眼皮底下建立起来。
在军事帝国主义再度勃兴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所起的作用无疑令人失望。这种失望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海军内部路线分裂，二是海军沦为陆军战略的附属品。就前者而论，秉承加藤友三郎遗志的“条约派”将领，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上接受了重巡洋舰吨位相当于美国六成、轻巡洋舰相当于七成的比例，以换取日美冲突不立即白热化的局面，但强硬的“舰队派”控制的军令部很快以“干犯统帅权”为名，将主要“条约派”人物从海军中清除出去，并将海军决策权转移到军令部手中。这意味着海军很难再扮演20世纪20年代那种与和平扩张、商业福利主义为友的角色。而恰恰是海军主导了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行动，在日后引发了华盛顿对东京的制裁。在战略主导权问题上，“直到1941年为止，日本的海军战略家们一直按照舰队的作用在于辅助地面作战来制定规划，没怎么研究舰队远离本国海域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詹姆斯：“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在侵华战争全面化的过程中，日本海军扮演的一直是帮凶和陪衬角色，尽管在对苏、对美战争计划方面也有一些异议，但不过是琐碎的细节，太阿早已倒持矣。
顺带也可以论证下，日本历史学家热衷强调的“美国石油禁运导致日本为生存而开战”之说，其实是个伪命题。尽管彼时石油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不似今天一般自由，但是列强也更倾向于获得独占性的能源产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油方面并未遭遇太大阻碍。1930年日本石油年消费量约180万吨(其中海军用油35～40万吨)，其中70%来自进口原油;到1935年，石油年进口量增至345万吨，其中67%来自美国;即使是侵华战争扩大化之后的1939年，日本仍得自美国购入445万吨原油，占其进口总量的90%。问题在于，日本石油消费量的激增实际上是由扩充军备和对华战争导致的，尤其是在1937年之后，增加的石油进口量主要用于在中国内地的漫长消耗战，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也是因中国问题直接导致。换言之，倘无野心勃勃的对华战争，日本的对外能源依赖及能源安全远未到岌岌可危的地步，而日本海军在1941年12月的断然出击，不过是为眼高手低的陆军同僚“买单”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