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同时，民企的更大风险也在加剧袭来。法制日报社《法人》杂志连续多年监测并发布了中国企业家年度犯罪报告，他们对过去数年的案例研究发现，近5年媒体曝光的企业家犯罪越来越集中在民营企业家身上。2009年，民营与国营企业家犯罪的曝光数基本持平(49︰35)，然而到了2013年，被曝光的民营企业家犯罪数已是国企的3倍之多(270︰87)。
日益恶化的民企生存环境不但没有吸引体制内的官员下海，反而影响到新一代年轻人的就业选择。最近几年，"回到体制内"重新成为年轻人在就业时的优先选择。在浙江温州—被外界认为中国商业观念最浓厚的地区，报考公务员的竞争激烈度，连续多年都屡攀新高，不少岗位都高居浙江11个地级市前列。
不过，从2013年下半年起，国内又开始出现了公务员辞职下海的零星个案。除了上文提及的广州4位处级以上干部先后辞官下海外，在湖南浏阳等地也出现了多名乡科级基层干部集体辞职下海的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公务员下海又具有新的社会背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八项规定"等严管官员的若干新规后，公务员及干部群体的各种收入以及出国(境)、用车、招待等隐形福利也遭到了进一步的严控和削减。而近年来渐进推行的养老、医疗改革等社会保险类改革，也不断"蚕食"或拉平了公务员群体的优渥的"特权"和福利。
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但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新一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加大问责上动作频繁。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用脚投票的离职潮。
但显然，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为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也就是，支撑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得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得交还市场，畸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也只有当上述一系列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日渐明朗并趋健全时，民营经济的又一春才会真正展现，诱惑官员下海的动力才会变得真切。
春江水暖鸭先知。官员群体通常对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变化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触感。可以想象，也只有当整个制度体系和社会土壤出现了更加适宜于营商和创业的环境时，他们的择业观才会为之改变，届时，中国官员群体的第三波下海潮才会真正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