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浙江省有关部门统计，从2000年到2003年3月，该省共有125名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辞职或提前退休，其中就有9名厅级官员，其中大部分发生在 2002年下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策源地之一的温州，两名副市长、1名市政府秘书长和1名副秘书长几乎同时下海。在江苏，仅盐城一 地，就有东台市市长、阜宁县副县长、建湖县副县长等在内的5名县级实权干部主动摘下"官帽"，进入民企当起了"经理"。在上海，时任虹口区区长的程光，辞 官出任印尼大财团三林集团中国区总裁;在广东，广州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之一42岁的市环保局局长姜崇洲辞去公职，出任某地产集团副总裁……
这一时期，官员下海之所以再次成为潮流，除了受1998年及其后的各级政府机构裁减改革的波及，更重要的社会背景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此时正处于政策异常宽松的蓬勃发展期。
也是在2002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几起与民企及民营企业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首先，民营企业家在2001年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 设者";在2002年秋天的十六大上，7位民营企业家首次成为全国党代表。而在地方层面，重庆、浙江和贵州三地的省级工商联会长首次由私营企业家担任，尹 明善、徐冠巨等民营企业家首度被推荐、当选为省级政协的副主席，这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副省级"高级干部"。
当时，整个社会都对未来走向充满着朝阳般的正向预期。人们从各种政策信号中似乎读到：中国民营经济的春天正在到来……
影响官员下海的内外变量
然而，2009年起，关于"国进民退"的大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升温。多位知名企业家因种种原因锒铛入狱，而此前那些高调亮相的下海官员，有的在咸湿海水中被呛水，有的被劈头盖脸的浪头打晕，还有的几度挣扎后还是逃回了岸上……人们终究发现，在大海中，如鱼得水者终究是少数。
辞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的游宪生，最初出任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但很快他就再次挂冠而去。此后，他又辗转了两三家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均在短期任职后便离开。另一位厅级干部，浙江省财政厅原党组成员、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徐刚，受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之邀出任该集团CEO，但也是在呆了5年、挪了两个职位后便离开。此后，徐刚又先后出任了两家知名民企的总裁，均未呆满两年便黯然离去。
2008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之际，此前著有《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的本刊原主笔、知名媒体人章敬平在对5年前的采访对象回访时发现，回访下海官员的过程，要比当年采访他们的过程"难得多"，"多数人不愿意接受采访"，即使出于礼貌和他坐到一起说了几句，也不希望自己的故事见诸报端。他解释说，极少数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多数人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实际上，整个社会已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生变。如果对比2002年与1992年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端倪："92派"多是自主创业的公司的缔造者，而2002年前后下海的那波官员更多的则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仅仅10年，创业的门槛已在筑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