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群体通常对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变化保持着异常敏锐的触感。可以想象，只有当整个制度体系和社会土壤出现了更加适宜于营商和创业的环境时，中国官员群体的第三波下海潮才会真正到来。
今年3月，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俞胜法辞去公职，加盟阿里巴巴集团，或将出任阿里网络银行行长的消息引发外界关注。
这是又一起政府官员辞职下海的案例。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下半年以来，仅广州市就有4名县处级(含)以上的官员辞掉公职，加入民企或上市公司担任高管。在北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也于2013年10月辞职，加盟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
当诸多的零星个案接连出现时，人们不免会猜测：中国会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吗?
重新打量"官员下海"
我国此前已有过两波官员下海的热潮：第一波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第二波则出现在党的十六大前后，从时间段上看，集中在2002~2003年。
也正是从本世纪初，公众对"官员下海"现象的讨论日渐升温。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社会舆论争议，主要聚焦于一个核心议题：是否以及如何对"下海官员"或者"官员下海"予以约束。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应当说，十多年前，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但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和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通过梳理案例，或可帮我们厘清其中原因。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