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值巴里·赫尔佐格领导的南非国民党和简·斯马茨领导的南非人党合并，组建联合政府之时。以往，曾有不少人指责赫尔佐格和昔日的对手协作，如今“外敌”当前，质疑这次政党合并的声音也就小了许多。对此，钻石大亨出身的当地政客艾贝·贝利写道：“如果南非的白种人愿意团结起来……他们将继续享受被英国海军保护的日子。”
当然，南非国内也存在亲日的声音。住在约翰内斯堡的约翰·贝恩斯在1931年4月写给日本外务大臣的信中表示，作为“非洲无产阶级党”的领袖、一名“娶了有色女子为妻”的欧洲人，他“谴责南非政府对日本商会的敌意”，赞扬“日本人民与他们的有色兄弟联手扞卫权利所做的努力”。只不过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类似的观点属于“非主流”。
反日情绪无处不在
为了拉住南非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南非羊毛的价格要高于澳大利亚，日本政府仍然加大了采购力度。但此举更加引起了南非统治者的忧虑，认为日本如此示好必定别有用心。恰在此时，有消息传来，称日本政府正与埃塞俄比亚商谈收购该国大片棉花田的事宜。据称，南非对这一传言非常重视，曾专门派人打探详细情况。
此后数年间，南非政界和民间对日本的憎恶愈发溢于言表。1934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一位姓首藤的官员访问南非，目的是缓和两国日渐紧张的贸易关系。出访期间，首藤和同事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当地人的反日情绪。有一次，他们想去电影院放松放松，却因为是亚洲人而不被允许入内，还遭受现场人员的嘲笑。
1936年，随着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与埃塞俄比亚的密切关系也招来了全世界的目光。至此，日本在非洲的布局，引起了欧洲老牌殖民国家的全面不安。
需要指出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黄祸”论便在西方喧嚣一时。欧洲人口中的“黄祸”明显指向中国和日本。就中国而言，洋务运动引发了西方对中国工业化努力的警惕，义和团运动更成为后者视中国为威胁的理由;在日本方面，除了其廉价商品行销全球以及向南美、澳洲、非洲大举移民外，更重要的是其军事实力的显着扩张。
对于西方的疑惧，敏感的日本人迅即做出反应，先是称中国人为“祸”，欲在人种上“脱亚入欧”。一战后又“反守为攻”，指责白种人亦是“祸害”，鼓吹日本将“解放受白种人压迫的东方诸国”，以粉饰自己的侵略野心，直至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烈焰熊熊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