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历翻到1月8日，这同平常一样的日子。早晨7点40多分钟，医疗组的常驻专家及大多数成员已来到会议室参加每天早晨8点钟的早会，听取夜间值班医护人员交班情况介绍、专家们的医疗意见、需要注意事项等。这天早会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开了二十来分钟便结束会议。夜间值班人员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我和几位专家进入总理病室，到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即到周恩来床边，他依然宁静地仰卧在床上，只见他的口角在微微地翕动，口唇有轻微紫绀，数了一下呼吸，为每分钟三十多次;又测了脉搏，一分钟九十多次，脉搏细弱但仍旧规律;我立刻拿血压表测量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就在旁边的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麻醉科专家商德延。
这时，陶寿淇教授正在跟护士交代向输液装置的小壶里加新的药品。商德延主任吩咐，马上请谢荣教授到病房来。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都集合到了病房里。抢救周恩来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医疗组长吴阶平，是现场的总指挥。谢荣教授一到病房，听我们简要地叙述了几句，看见周恩来的情况，立即提出要给他作气管内插管。谢教授要我向总理报告一下。
我心想，此刻周总理已经耗尽了最后的精神与体力，正处在生命垂危时刻，哪里还有气力表示同意或是反对。不过，我心里是这么想，专家的话不能不听。我按谢荣的要求去做。“总理，您的气管里被粘稠痰堵住了，阻碍呼吸，使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里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稠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俯身弯腰嘴贴近周恩来右侧耳朵略微提高了嗓音向他报告。此时，我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手，弯着身子，低着头贴近他的脸，企盼着他的回答。满屋子的人都屏息静气，凝神地盼望着他的反应。我顾不上去看别人脸部表情是什么样子，但我心里总觉得周恩来已没有精力回答了。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真是奇人，没有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周恩来真的被我喊醒过来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兴奋与激动，能够插管子有利于抢救。但我也深感惭愧，自己跟随周总理十年，而对周总理仍然不怎么了解。谢荣教授动作迅速、准确地将管子插了进去，立即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吸出的痰液并不多。谢教授果断地改用了一根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出了一些痰后，他就用手不停地使劲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同死神争夺周恩来的生命。周恩来仍处在“沉睡”之中。他闭着眼睛和嘴唇，脸色苍白而有点发乌，呼吸渐渐变浅，脉搏细弱无力。医生们在他身上进行的各种抢救措施都没有丝毫反应。
陶寿淇主任在病床左侧，不停地测量血压，注意心电图变化;同时，陶教授跟黄宛、方圻和陈在嘉等人商量用药问题。按理说，专家们对周恩来的生命抢救已竭尽全力。抢救过程中，我的手一直握着周恩来的右臂，按着他的脉搏，脉搏愈来愈细，慢慢地摸不到了;手臂皮肤亦慢慢地凉了下来，胳膊上的汗亦少了，脸色忽然变乌，呼吸已经停止，此时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发生了显着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了一条直线，画成了一条直线，终于停止了跳动……突然间，有人使劲地喊着：“总理!总理啊!……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丝反应。自此，周恩来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但是，抢救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即使在心电图上已呈现出一条直线以后，又持续抢救了十多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