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戴季陶对日本颇有研究，在那些年的十余万留日学生中，能够达到在民族性格、文化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剖析阐述日本的，恐怕只有戴季陶一人。
戴季陶在《日本论》开篇曾说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着，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戴季陶研究日本后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
戴季陶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
戴季陶虽然是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但是他是国民党右派领袖和理论家。
戴季陶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有不同意见。
廖仲恺任党代表，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是众望所归，也是各自政治势力的平衡。
而蒋不是校长的必然人选，当时至少还有三个人可以取代他：许崇智、邓演达和何应钦。
邓演达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忠诚将领，他从小就对广东籍的孙中山极为崇拜，14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不久加入同盟会，后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毕业后不久，被孙中山任命为新创建的粤军第一师少校编练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负责分批轮训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