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后进驻空军34师的总政工作组成员刘岩回忆：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但他始终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飞东北航线，经沈阳二台子机场，再到长春，接回在长春解放军医院治疗小儿麻痹的大女儿。有人看潘景寅情绪不好，询问他。潘景寅回答飞机落地还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专机从西郊机场到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号三叉戟，就机毁人亡。
蒙古政府关于林彪专机的现场调查
达西达瓦在《林彪元帅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调查人员从林彪专机坠落地点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体。九具尸体散布面积为50米×20米，尸体之间相隔3米至15米。烧伤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调查人员开始只拍了八具尸体，没发现第九具(飞行员潘景寅)，后来才发现，他爬远了。
而据孙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体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两臂伸过头顶，手心朝前，似举手投降状。他的两脚叉开，左腿挺直，右腿弯曲，脚跟蹬地，像是要挣扎着站起来。孙一先说：看来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腾过。翻过身来，他的后背尚贴着衣服残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裤腰碎布及一段腰带。
难道潘景寅在飞机爆炸时还活着，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挣扎翻身想蹬地站起来?但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谈判的蒙方人员认为，中国这架256号三叉戟在蒙古坠毁，可能有特殊任务。蒙方要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提供飞机乘员名单，中国方面没有正式答复。蒙方认为：如果真是民航飞机，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政府认为，要确定这架飞机坠毁和人员死亡的原因，必须要有一个调查报告。
蒙古政府组成由国防部第一副总长图门登贝尔勒少将为首的政府委员会，成员以去过现场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主。应蒙方邀请前来的苏联有关部门高级专家协助该委员会调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国防部、总参谋部举行的一次会议中，苏军驻蒙古司令官克里夫达中将介绍了苏方对坠毁飞机调查的看法。克里夫达说：坠毁的中国飞机隶属驻扎在北京郊区的第34师，中方说该机民用。我们很容易证明，这架飞机属于军用，机上人员穿着军衣，这是否认不了的。还有所有人都带了手枪，还有自动枪、飞行地图、呼号，从这些来看，完全表明这架飞机是军用的。找到的枪大部分是有子弹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弹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时自己使用?除此没有别的目的。估计飞机的平均时速670公里，说迷航没根据，这架飞机装备现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飞到哪里。如果说迷航，飞机应该发出求救信号，但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潘景寅没有发出求救信号?因为通信员陈松鹤没有上去，潘景寅不会发求救信号，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达强调雷达是看不见的，当地人看见这架飞机飞得非常低，声音很响。
克里夫达认为，至于燃料用尽完全是谎言。剩多少油?还能继续飞多长?通过仪表就能知道。从着火情况看，证明这架飞机有足够的燃料。
林彪专机在坠毁时决不止2吨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飞机必须照亮降落地点。
如此说，林彪专机迫降时没有打开飞机翅膀上的灯，那蒙古目击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灯光看成火光。
蒙古专家认为，当时飞机翅膀灯没有打开，根本没有考虑照明，也没有放下起落架。林彪专机在迫降时确实没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应该是尾部先着地，但林彪专机不是这样，飞机头部先着地。证据是所有仪表在着地一刹那都已经碎了，降落时发动机没有熄火。飞机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来，再着地，飞机就解体燃烧了。不过发动机没有完全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