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和初期，透过《中德易货协定》，中德贸易剧增。从1933年到1937年，中国对德国进出口贸易都有增长的趋势。德国在中国出口贸易上居第四位，而在进口贸易上，到1936年已超过英国，跃居第三位。同一时期，德国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也处于持续增长的状况。在其对华出口的货物中，军火是主要的，截至1937年10月为止，德国依约供给中国的武器5千万马克。据台湾学者统计，抗战前中国80%外国军火武器输入系来自德国。中国也遂成为德国军火输出的主要国家。美国学者柯伟林在《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一文中指出，1935年德国输华军火值，占是年德国军火出口总值的8.1%，1936年即增至28.8%，1937年则高达37%。中国已由德国军火输出国的第二位跃居位首。德国输华的军火不仅数量骤增，而且种类齐全，有战车、8.8公分及10.5公分重炮、高射炮连同探照灯、机枪、钢盔及机动通信器材、鱼雷、快艇等。于是，整师的中国军队用上了全套德国装备，“在南京附近可以看到戴着德国式钢盔的中国兵操作的德国制8.8公分口径的高射炮。德国制7.5公分炮、克虏伯炮、奔驰M·A·N牵引车，以及其他德国武器在南京街上列队行进。”
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建设，推动中德军火贸易，当然不是为了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化，为了帮助中国彻底击败其远东盟国日本，其在华经济领域的活动宗旨不变：占领中国市场和攫取战略物资。塞克特在劝诫蒋介石建立中国自己的武装工业时，却又一再重申“中国目前不必自己设置国家工厂，最好委托'欧洲武装公司'来华兴建此类工厂。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攫取中国战略物资方面，由于总顾问们的极力撮合，德国通过“合步楼”公司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易货贸易协议，得以用军火换取中国的宝贵钨砂。中国输往德国的钨砂量与日剧增。但是，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动机与其活动所起的作用是不能等量齐观的。他们的工作的确为中国抗战及未来中国工业发展打下了部分基础，但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所起的客观作用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