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
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使舒芜卷入其中，他与这一事件的真实关系及深层原因的探析，成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选自《思想者的知情意——读忆舒芜》(陈半湾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了朱正、钱理群、孙郁等人的三十多篇文章，对舒芜的人生道路及其著述作了回顾、梳理和研究。
“奉命组稿”
震动全国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5月。当时我在《人民日报》文艺组做编辑工作。
大约在1955年3月下旬或4月上旬，文艺界正在对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人民日报》文艺组的负责人林淡秋同志和袁水拍同志，要了解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组稿情况。文艺组分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当时林淡秋和袁水拍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他们找我到办公室汇报。我告诉他们，大部分稿子已经落实，一部分稿子作者正在写，估计问题不大;还组织什么稿子，需要议一议题目和找谁写。他们又谈了几个题目，商定后我记了下来。这时，袁水拍同志忽然想起，胡乔木同志在过去一次谈话(我已经记不得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中曾说，“胡风的宗派主义严重，若能了解一下他们的宗派活动，也可写点文章”(大意)。林淡秋同志认为，组织这种稿子，“难度太大”。我也认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很不容易”。袁水拍同志也认为“难”。难在哪里，这是不言而喻的。和胡风同志无来往、不熟识的人，自然无从谈起;和胡风同志有来往、熟悉的人，也未必肯说。当时虽然犹豫不决，最后还是商定，不妨找绿原、路翎、舒芜等同志试试看。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把握，只好试试看。
当时编辑工作很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是重点。往往从约稿、编稿到核对引用的原文，都很费事。文章如有修改，还要找作者往返商量。文艺界的会议，必要时还得参加。大量的读者来稿来信也要及时处理，等等。往往白天时间不够，夜里加班，这是常有的事。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不论了解情况或约稿，都心中无数，能否完成，还在两可之间，只好将此工作放在处理别的编辑业务的空当，穿插进行。记得有一天，我抽空拜访绿原。绿原同志我不认识，只知道他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我持报社介绍信先到中宣部党委，接待我的同志叫我到天安门附近的石碑胡同宿舍找他。我骑自行车到住处找到了他。我作了自我介绍，请他看了介绍信。我没有贸然提出胡风宗派主义问题，怕他接受不了，只表示向他约写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稿件。他话语不多，很有礼貌，也很谨慎，只表示“水平有限”，“给党报写稿，写不了”(大意)。我在那里没有待多久，便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