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德国军事顾问还直接参加了实际战斗，在蒋介石发动的一系列旨在独裁“安内”战争中，大献计策，充当谋士。他们在削弱地方军阀方面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镇压中国革命民主力量方面是“成绩尤著，无任欣慰。”鲍尔正是在参加1929年的蒋桂战争中，因赴武汉筹划作战染病而亡。在蒋冯战争中，柯利伯尔也曾受命携其作战参谋数名到武汉布防。魏采尔来华时，中原大战正在激烈进行。魏采尔行装未御，即下榻于蒋介石的专列上，参与制定战斗方案，协助蒋介石指挥作战。蒋介石每做一个决策，“无不先听魏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战争结束后，魏采尔“在以后三年内，曾随从剿共”，多次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并直接参预制定了第三次和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塞克特和法肯豪森虽然在这些战斗中没能亲临战场，但在国民党为取得“剿共”胜利而特设的庐山军官训练班中，他们和其他顾问先后“担任剿匪战略与战术之讲解工作，”进行幕后策划。
以上事实说明，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军事活动有效地加强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实力，巩固了南京中央政府的统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堪称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的帮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的客观条件下，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日本的侵略对象编练新军，培训军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法肯豪森任职时，日蒋冲突加剧，法肯豪森适应时局的需求，“着手装备八万快速国军机动部队，以便紧急之秋，可驰援各战线”，并协助蒋介石筹建“若干炮兵团及一个装甲兵旅，以便可支援步兵作战。”据统计，到抗战爆发前，约有30万中国军队接受了德式训练和装备。顾问们的这些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实力，有利于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耗、牵制日军有生力量，有助于中国人民摧毁日本速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