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拍板我军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方面军防御实兵战役演习，此举标志着我军把军事训练提到了战略高度。
邓小平为什么拍板搞大演习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战略问题，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徐向前元帅任主任。中央军委考虑，要进一步增强高级干部的战略意识，从分析世界战略形势，特别是周边形势入手，领会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研究一旦外敌入侵，我军应采取的战略对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军事战略方针作出更为准确的表达，来统一全军的思想。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预见世界战争可能延缓或推迟。
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备战备荒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军建设的着眼点，仍放在打大仗和应付核战争上。而国际战略格局却发生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及巴拿马等一系列局部战争都相继变了脸。
十年动乱，军事训练几乎被取消，全训部队还不足30%，官兵的军事素质跌到谷底。1975年1月，邓小平第二次复出，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提出“军队要整顿”，可惜壮志未酬。第三次复出后，他在1977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无仗可打时，提高部队战斗力只能靠演习。1979年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干部指挥能力弱，战士军事素质低，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等问题。战争的检验使我们看到了训练与实战的差距，警示我们必须按照实战的要求尽快实施训练改革。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军队的形象受到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也出现隔阂，一些同志抓军事训练更是心有余悸。
把军事训练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要长期坚持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1980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重新审视我军的战略方针，并加以修改，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明确作战指导思想和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