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在朝鲜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下，1959年冬天，何文俊作为团长再度赴朝。在20天的访问里，何文俊们被安排与朝鲜国立艺术团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换补给品，何文俊用1听果酱、2听肉罐头换了朝方1罐泡菜。活动结束时，朝鲜艺术家为了纪念与何文俊的这段友谊，赠予他一幅亲手制作的贝壳画。如今，这幅贝壳画被他捐赠给了纪念馆。
那次，何文俊在朝鲜买回来许多东西，基本都捐给了这里。他留给自己惟一的“赴朝纪念品”，是当年打仗时从枫树上摘下来的一片红叶，“我一直把它夹在书里”。
同样捐献了不少战时物品的83岁老战士陈浩泉说：“这些记忆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希望捐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有现实教育意义。”陈浩泉1950年赴朝时是铁道兵，1953年因腰部负伤回国治疗，此后长期担任党宣和青年工作。前两年老伴去世后，他无偿腾出了位于市中心一室一厅的老公房，作为联络组的活动场地。对于永福园投资6000万造志愿军广场和纪念馆，陈浩泉“从心底里感激”：“我感觉我们的第二、第三代对朝鲜战争知道得太少，我们这些人走了以后，谁还记得?”
说起为什么要投资建设这座没有经济回报的纪念馆，永福园董事长徐渭岳坦言，缘起于1989年一位买墓人的“控诉”：一位家境贫寒的奉贤妇女因买不起墓地，大骂殡葬行业暴利无情。她的几个子女告诉徐渭岳，在他们幼年时，父亲为保家卫国牺牲在了朝鲜，母亲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带大他们。徐渭岳后来得知，原来这名妇女是志愿军战士毕福祥烈士的遗孀。
同样的情况徐渭岳又碰到了三四次，同是奉贤人的他专门前往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馆查阅资料，发现全国出兵的240万人中，有18680人来自上海，且多是奉贤、南汇一带的“阿拉兵”。在牺牲的183108名烈士中，上海籍有163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