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和南宋在淮河--四川边界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双方势均力敌。长期对峙的状态导致边界地区社会严重军事化，南宋在边界地区建立了完善的防御体系。蒙古灭金以后，与南宋直接接壤，其军队战斗力也远胜金军，也未能打破这一平衡。蒙古自灭金以后，窝阔台又召集诸王，“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皇侄蒙哥征西域，皇子阔端征秦、巩，皇子曲出及胡土虎伐宋，唐古征高丽。”[14] 蒙古长期的征服战争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政烦赋重，贷钱于西北贾人以代输，累倍其息，谓之羊羔利，民不能给。天泽奏请官为偿一本息而止。继以岁饥，假贷充贡赋，积银至一万三千锭，天泽倾家赀，率族属官吏代偿之。”西域商人在汉地放 “羊羔息”式的高利贷，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史天泽甚至倾家荡产才替治下百姓还上了高利贷。窝阔台曾经把邢州(今河北邢台)分给两位有恩与成吉思汗的答剌罕--巴歹和乞昔里黑，而到了蒙哥即位时，两位答剌罕就报告：“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亦选良吏抚循之。”战争的破坏，蒙古人的苛政，西域人的聚敛，造成人民纷纷逃亡，正常的生产已经很难维继。蒙哥即位后，任命牙老瓦赤、不只儿、斡鲁不、睹答儿充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汉人儒士依然被排除在政权外，蒙古统治汉地的方式并未得到改变。姚枢曾经这样概括蒙古前期的统治状况：“太祖开创，跨越前古，施治为遑。自后数朝，官盛刑滥，民困财殚。”忽必烈的军队僵持在淮、蜀前线，很大方面因为汉地不治，不能提供足够的军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