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二，从朝鲜两次交接班的实际情况看，要树立新一代领袖的全面权威，则军事上采取更加冒险主义的政策，更狂热地显示朝鲜的对抗姿态，显然是最起码的熟门熟路手段。可这一手段牵涉和引发东北亚、东亚，乃至亚太的总体战略格局变化，并且对中国半岛无核化的战略目标形成更大打击，这与对华更紧密政治和经济合作的路线是矛盾的。
直白说，朝鲜对中国合作与支持的条件是，不仅不干预其内部政治进程及对外政策，而且必须支持金家为首统治秩序。这种强人所难的政策必然给中国增添战略麻烦，引发对中国政权权威不利的社会反应，恶化中国战略环境，这无疑也对中国的内部政治造成了很直接的影响，这与甲午的情形几乎如出一辙。
正是因为朝鲜统治阶层对华政策的这种矛盾的两面性，张成泽的被清洗就具备了明白的内部政治基础。张成泽作为金正日接班时期崛起的主要政治明星，意识到朝鲜经济发展对于整个政权安全与生存的关键意义，而逐步走向较开放的经济，首先借助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关系朝鲜内部权力格局的路线问题。这类现象在中国文革时期也屡见不鲜，因为路线的背后正是派别的权力利益。
从披露的罪状和生活方式看，这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实际上正是抢夺经济路线主导权的震主大罪。张屡次陪伴金正日访华，对中国经济考察很多。在金正恩接班后，年8月，张以朝鲜党领袖之一的身份访华，受到中国方面超规格接待，并签署了包括罗先经济开发区合作在内的多项经济合作协议。
随着张成泽的被清算，这些合作必然面临搁浅和另起炉灶的局面。而经济合作力度减少，必然使中国影响朝鲜内部变化的主要工具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