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此时余已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矣。”
“余万祥告诸人曰：‘余虽为妇人，然余发言，绝非为营救丈夫之私意。倘委员长之死，果是为国家造福，则余必先劝其牺牲。唯目前处置西安叛变，若遽张挞战之师，经施轰炸，不独使举国所拥戴领袖之生命，隐于危险，即陕西数千万无辜良民，亦重罹兵燹之实，且将使为国防而建设之国力，浪作牺牲。故为国家计不得不吁请诸公妥觅和平解决之途径。”
“诸公今日，一面尽可作阵地之配备，唯须力试勿开枪，勿轰炸以启衅;而一面当乘此时机，努力营救委员长出险，倘和平以至万分绝望之时，再开始战争，亦未为晚。”
在宋美龄看来，西安事变的任何解决方式，均以蒋介石的安全为前提，武力解决会导致蒋介石丧生的内战爆发，事实也是如此。但在如何保证蒋介石生还南京，宋美龄有局限性。
蒋介石的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的态度，张学良、杨虎城对蒋的处置意见则由多方面促成。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力主和平解决事变，利用扣押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被迫与中共谈判的有利时机，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结束对日妥协、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作战创造条件。张、杨二将军接受中共劝导，主张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确保委员长安全，所以西安方面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是保证蒋介石安全的主要力量，宋美龄没谈到这一点。
南京方面讨伐与否不足影响西安方面决策的主要因素，因为西安的三大政治力量均不赞成内战，同时也对南京方面讨伐作了有效的准备。宋美龄营救蒋介石的和平计划，南京方面接受与否均对西安方面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她以阻止讨伐为内容的救蒋设想，无法导向事变的发展趋势，因为西安方面根本就没有杀蒋的意向。
至于宋美龄的营救措施，在劝止南京政府内部争权夺利、抑制亲日派可能进行的乱中夺权、制止国民党内部可能出现的新军阀混战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引导事变和平解决，有效地制止了南京政府已经进行10年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双方停止军事冲突，一致抗日，迎来全民备战抗日热潮，宋美龄没有说这一点。她的立场、理智、感情使她达不到解救民族危亡的高度，脱离不了国民党的一党私利，蒋介石统治至上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