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丈夫让夫人担心的事有过几回，如1931年底和1949年初的两次下野，如1949年底被赶离大陆，这些有关蒋介石政治生命和政治走向的大事，曾让宋美龄焦心苦虑，担惊受怕;在新军阀混战和剿共内战中，宋美龄也为到前线督战的丈夫担心，因为她认为蒋介石的警卫力量不足;在抗战中，她也担心日寇的航空炸弹会落到蒋的头上。这些担心，可以说是多余的，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在生命完结之前不会停止，这对熟知国民党官场和蒋介石权术的人来说，都清楚这一点。蒋介石上前方视察，可以说是安全的，总是在很高的保险系数范围之内。但有一次经历，确实让宋美龄感到担心，这就是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第一次成为阶下囚。在蒋的政治生涯中，在黑暗的清朝、袁世凯政府和北洋军阀的白色恐怖下，甚至孙中山也难躲清王朝的鹰犬，蒋介石却从未遇上牢狱之灾。可他成为一朝之主后，却被部下软禁13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拘捕蒋介石的壮举和蒋介石拒捕时的狼狈样，震动了宋美龄。她不理解张、杨两将军为何会犯上扣蒋，也为蒋介石的处境而操心。可不知她有没有想到蒋介石常对她说的话：“一个真正的领袖切不可把自己的命看得过重。”也不知蒋介石忘戴假牙、身着睡衣、跳墙而逃的行为是否与他自己的话相符。
然而，最忙最急的是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记载和论述甚多，其中有一份宋女士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此文一改以前宋美龄文笔之常规，文体半文半白，“彼、余、然、也”连篇，这篇是她和助手合作的产物，同她的抒情、散文式的文章相比，人们在感到陌生以外，觉得文章缺少宋氏文笔惯有的动情之处，如仿效“抚州之险”，则会写出有声有色的绝妙之作。
《回忆录》作为史实依据，似有不妥，因为文中忽视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基本事实：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对日寇侵略一贯的妥协退让政策;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主要立场;中共以团结抗战为重，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所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国民党当局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迫害和分化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卑劣手法，宋美龄对此避而不谈。
《回忆录》作为回忆文选，似有不妥。作者只是集中在蒋介石是生是死方面做文章，缺乏对西安事变的历史背景和涉及的各党各派人物各种主张的介绍，作为蒋介石夫人和亲到西安的宋美龄来说，本来能够讲出更多的内容，能够写出她的所恨所恶所讳所悔所爱所亲等感受。她也谈到所恶，仅是“兵变捉蒋”，而不谈“兵变”是为了抗日;她谈的所恨，仅是讨伐派，而不谈讨伐派的“勤王主张”和法统地位;《回忆录》也有所讳，就是不提“亲日派”，因为一提亲日派，容易让人联想起蒋介石自“济南惨案”以来的对日妥协立场，她谈的所亲，仅是助她奔走的助手，而不谈为和平解决事变奔忙的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名士;她也谈到所爱，仅是蒋介石，至于灾难深重的祖国、历尽磨难的民族和主张抗日的各界人士、人民大众，在她眼里，只是一种政治筹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