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作为官方表态，似有不妥，因为蒋介石被扣以后，南京政府的主张在文中没有全面反映，并且片面夸大讨伐派的影响，集中在蒋介石的生死上做文章，而没有对亲日派进行必要的揭露和剖析，也没有对南京政府中的部分有识之士的抗日觉悟和要求西安方面释放蒋介石政治主张的肯定。当然，蒋介石、宋美龄可以代表国民党官方，两人的态度就是国民党的态度，两人的主张就是南京政府的法令，可《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宋美龄难言的可悲。本来蒋、宋完全可以利用发表《回忆录》的时机，一反过去与日寇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让权的卖国态度、公开宣布抗日决心和抗日部署，只因蒋介石在事变中经中共代表劝说，被张学良和杨虎城等抗日将领精神之感召、也为急于从西安囚禁中脱身，才同意“六项口头协议”，明显缺少抗日思想基础和认识过程，所以针对为抗日而发的西安事变所写的《回忆录》，却没有“抗战与否”明确表态，实为宋美龄失策之处，也是蒋、宋二人所思所想所致。
宋美龄的文章常有一语惊人之处，《回忆录》也不例外，在谈到事变的意义、影响时认为，西安发生的事件是“决定我国命运最后一次革命正义之斗争也”，“中国全民众解决之基，实亦肇于此乎”。从西安事变对时局的影响，从事变结束后中国政局开始发生转变，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条件趋向成熟来说，她的话不无可取之处。如果联想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忽视人民力量，发动全面内战，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统一战线，最后逃亡海岛这一史实，宋美龄就不会这样讲了。
《回忆录》不能看成史实依据，不能看成回忆文选，也不能看成是官方表态，只能算是“夫人表白”。在《回忆录》中，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宋美龄是制止内战的功臣、深入虎穴的英雄、解决事变的主角。她说自己是制止内战的功臣，文中说道：西安“四周军队皆整装待发，叛军之后，复有共军，凡此各方，皆屏息以待，立可爆发。而中国境外复有各国静观此间之结果。所谓东北军者，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作战之计划，即以后方知共军为其唯一之后盾：而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俾以借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之无限制之干涉。凡上述之危状，皆为日来缠绕我心坎之魔影。自闻军事长官坚决主战之论调后，未能一日忘怀者也。”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在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推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因此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盖战争开始之后，委员长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失，亦将为怨恨暴戾之叛军所残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