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经济谈判中的种种挫折最终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在行政接收上困难重重。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苏军撤兵事宜上，一开始马林诺夫斯基答应1945年11月30日苏军全部撤出中国国境之外，然而最终的情况是直至1946年5月3日苏军才宣布全部撤离中国。
不仅如此，这其中还先后发生了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的张莘夫被杀、东北行营撤出长春等种种事故。可以说，在国共冲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员“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
不为人知的外交机密
从日记中的文字看，在东北接收问题上“金融巨子”认真尽责且有自己的主张。有意思的是，整个过程，除了指责苏联外，张嘉璈还流露出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
譬如，在知道自己被安排接收东北的任务后，张嘉璈即开始积极准备，特别着力于其担任东北经济委员会之主任委员这一方面。1945年9月其未返国之前，他就曾征询美国政府各部意见。9月1日日记，“得到将有东北任务之消息后，为有所准备起见，遂曾与美当局分别交换意见”。于9月4日、5日、6日，分别拜会了美国国务部、商业部、财政部、农业部、进出口银行等，针对东北政治、经济、币制、贷款及与苏联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多方询问。
可是，回国之后他发现国民政府竟然“对于我军如何进入东北、行政人员如何接收政权以及经济如何移交，并无协议”。而且9月22日和9月28日的政务、经济两委会联席会议，“从未闻外交当局对于苏联如何交还政权，如何交还占领之经济事业有何指示。”
不仅如此，张嘉璈还对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谈判策略多有批评。“苏方坚持先解决经济，然后谈接收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各市。以其长春路，不让吾方先行接收，而各省仍尚有待。可中央如宋(子文)院长、王(世杰)部长则坚持先接收，后谈经济。”即先经济后军事与先军事后经济之别。
对此，张嘉璈就对宋子文、王世杰不务实，处处从法理观点理论的交涉策略不以为然。在1946年4月8日的日记，他写道：“彼不知是否协助我军北上接防之枢纽，在经济合作之协议达成与否。且苏方种种阻碍吾军北方之准备，早已布置齐全，静待经济合作谈判之结果，而伸缩操纵。王外长高见不及此，余实深为国家前途忧虑。”
在张嘉璈看来，苏联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持消极态度，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为其企图以合法手段占有东北的资源，提出了对东北资源及经济由中苏合作经营开发的要求，以达到控制东北经济的目的，以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
正是如此，自一开始，张嘉璈根据其自身与苏方接触经验，力主国民政府不妨曲从苏联不当之要求，尽速与之议定《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协议》，则苏联或能尽速撤军，并让国军迅速进入东北(至少可据有南满);以免夜长梦多，而将不利于国民政府之大局。
尤其当国民政府考虑可以用一笔赔偿为替代“战利品”满足苏军要求时，张嘉璈特别指出，“在余个人意见，战利品，在法理上，果属重要。但吾方已允与一笔赔偿为替代。故仅属文字上之歧异，于实际并无出入。而最重要者，在于中共在势力之膨胀。……盖东北问题，在一个月以前，仅以对苏交涉，今则夹入中共之军事政治问题，已形成无法解决之情势矣。”
而1948年4月18日，当张嘉璈从王世杰外长那里获悉，政府准备与中共方面谈判东北问题时，他更是诧异万分：“余闻之，深为诧异。今日与中共谈东北问题，何不早日与谈?中共知苏联已拒我而助彼，焉肯让步?”
在南北满的处理上，张嘉璈同样有独到的见解。在4月1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余始终认为，苏联对于南满北满，有不同之看法，南满仍以吾政府为主，而北满则任延安中共及苏方培植之共产分子参加政权。”
要特别指出的是，日记中张嘉璈同样对蒋介石、李宗仁、戴笠和齐世英(《巨流河》作者齐邦媛之父)的东北交涉看法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在他看来，蒋介石对于东北问题之见解，虽较之政府任何主管当局为深切。“奈外交方面，只知刻板文章，不善应用。致酿成近日共方占上风之局面。”而李宗仁、戴笠等人的政府对苏外交太懦弱的指责，在张嘉璈看来，系外间不明真相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