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为对付南方革命党，连年战事频仍，导致发钞过量，库存现银不足，影响银行信誉，也损害了股东利益。1916年 5月间，京、津两地发生提存挤兑，库银告急。这时交通系财阀梁士诒主张停兑现银，并密谋将中国银行、交通两行合并。同年5月12日，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交两行停止兑现，顿时震惊朝野。
深知“停兑令”对金融业打击巨大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和经理宋汉章决定公开抗命：“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正是由于在这次金融风暴中的表现，他被中外报纸评论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这一年，张嘉璈不过27岁。
从1914年进入中国银行，一直到1935年被调任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在中国银行工作了21年。其间，1917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1928年，蒋介石政府入股并改组中国银行后，张嘉璈担任总经理和常务董事。1927年，蒋介石北伐，寻求银行支持，张嘉璈为了寻求政治保护，将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从此与蒋介石政府纠缠在一起。张嘉璈退出中国银行后，又被蒋介石任命为铁道部长、交通部长，由于抗战爆发，无法继续修路。1943年，他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交通部长职务，然后赴美考察，研究战后中国经济复兴计划。
如今，急于抢夺东北胜利果实的蒋介石，需要利用张嘉璈的正是他熟悉经济事务这一点。虽然张嘉璈本人一再申明自己“暂时担任接收，接收后，请另选贤能”。
苏军无法保证登陆安全
“晨10时半自北平起飞，3时抵长春。机场下降时，见机场均是红军及苏军军官。几乎看不见中国同胞。我与熊主任(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住宿在前伪满大臣丁鉴修之住宅，作为临时办公地点。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长春市长曹肇元及公安局长，均系苏军最近委派，自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 1945年10月12日，刚刚抵达长春的张嘉璈等即“遭遇尴尬”。
事实上，就在张嘉璈这一天起至1946年4月30日长达190天的日记中，国民政府和苏联关于东北接收的交涉可谓是一再受挫。
10月13日，当熊式辉、张嘉璈和蒋经国(时为外交部东北外交特派员)、董彦平(时为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苏军司令部、作第一次会谈，提出“国民政府将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拟在大连、营口、安东、葫芦岛登陆，请其协助”，并“拟准备空运少量部队至沈阳、长春各地，须在各地设航空站，亦请其协助”等要求，即碰到“钉子”。
马林诺夫斯基答复，国民政府军队登陆地点，除去大连(苏联以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大连属于自由商港为由拒绝军队登陆)，11月初可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可当国民政府通过美国运兵船运送军队于10月底驶抵葫芦岛时，苏军却明确告诉蒋经国：“营口发现有大批第八路军，苏军营口军队不多，无法抵抗，无法保证登陆安全。”在张嘉璈看来，苏军此举是“有意纵容八路军阻碍中央军登陆”、“无异使中央军并此两地亦无法登陆”。
张嘉璈日记中就记载，“10月27、28两日，中央有运载兵员之运输舰开抵葫芦岛。岸上有匪军射击，兵员未能登陆。运输舰退回待命”。
同在蒋介石最为关心的运送军队上，张嘉璈日记多次记载苏军在空运和铁路运送上，亦多对他们“阳奉阴违”。
苏军提出，“中央军尽可空运来东北，……唯要求在苏军撤退前三天降落。至于地面上一切工作，可由苏军空运航空站员负责，即借用美国飞机运输亦不反对，但美方空运人员不能在地面工作”，而且将满洲里至绥芬河之铁路由标准轨改成苏联铁路之宽轨。张嘉璈感叹道，“如是，国军即便到达哈尔滨，如何能得到车辆向东西方运输军队。”不运输军队，何来接收之象征?
除了军事上之外，在张嘉璈主要负责交涉的经济合作方面，中苏之间亦是多有分歧。
苏联方面明确指出，“日本所办工厂，均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即中国人与日人合作办之工厂，此等中国人皆与敌人合作之人，亦视为敌产。”就此，苏联不仅将一些工厂以及电厂机器拆卸运走，而且明确提出，“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仅仅是“苏联政府基于对华亲善之关系，愿使上述之会社之事业，由中苏两代表，依平等所有权之原则共同经营之。其财产应由双方平均分配，即苏方占有百分之五十，华方占有百分之五十”。苏联提出，“参加该公司之苏方，将提供相对之专家，并予该公司之技术上之援助。”
可张嘉璈接蒋介石的指示，首先明确表示“苏联要求战利品不能承认，但可作为苏方因战事受到损失，由中国政府许其得到日本投资之一部分作为补偿”，而“中苏合办工矿企业，则不宜太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