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良友》画报在报道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写道：“白崇禧将军为湘北大战之最高统帅，此次诱敌深入、迂回侧击的巨策，即为白将军于九月间主持之军事会议席上之决定。”
八年抗战，“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制定过国民党军队各阶段对日作战计划，参与指挥和决策“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之役等著名战役。抗战胜利后，他曾被美国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嘉猷勋章”、美国陆军当局颁发美国“自由勋章”、英国政府“巴士武士勋章”、法国政府“荣誉勋章”。
“向历史有个交代”
在少年白先勇的记忆中，父亲有过多匹良驹，白崇禧的马术留下过一些影像记录，白先勇曾找到白崇禧骑在良驹“回头望月”上疾速奔跑的照片。
赴台以后，白崇禧的坐骑变成了一辆老得不能再老的道奇汽车，白崇禧坐在上面颠得摇摇晃晃地到“总统府”去上班。后来连司机陈义方都觉得没面子。
到台湾一定是这样的待遇，这在撤台之前，白崇禧心里就清楚的。但他要“向历史有个交代”。
1949年12月30日，败兵之将白崇禧从海南岛起飞到台湾。此时，他从广西带出来的嫡系，已在经历抗战和内战后，不剩一兵一卒，桂系整个都瓦解了。
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至北伐时打到山海关，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他的命运一直与“民国”连在一起，直到最后被林彪赶出海南岛，虽然有人劝他另辟他途，他还是选择了去往台湾。
这一选择就是他对历史的交待：他反对蒋介石，也反对毛泽东;他没有留在大陆，去台湾也不是选择蒋介石，他到台湾，选择的是他忠于的“民国”。
白先勇经历了白崇禧赴台后备受冷遇的岁月，并将这一时期称为白崇禧的“逆境”。
在台湾的17年里，走到哪里身后都有情治人员如影随形，白崇禧曾愤慨地密函蒋介石诘问原由。随后他也就平静地对待这些了，看戏的时候，会给盯梢的特务们买上四张票。
白崇禧晚年时，白先勇已到美国上学。在寻访白崇禧晚年时光时，白先勇听到父亲的老部下说，白崇禧一直按时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开党小组会(阎锡山退隐后是什么都不做了，这样的会阎锡山是不参加的)。但白崇禧还是定期和住在周边的下级军官们过组织生活。无论多么平淡和常规的例行学习，他也从不缺席。白崇禧认为拿一天薪俸就得负一天责，他始终有组织和纪律性。
“父亲就是这样一位悲剧英雄，后来他在台湾没落了，他的起、他的落，我都看到了”，白先勇认为白崇禧晚年命运即便成了悲剧，也并未怀忧丧志，还是在为信仰坚持。
白先勇还记得，1954年陈诚竞选“副总统”时，找白崇禧为他拉过票。国内战争时期，陈诚是参谋总长，白崇禧是国防部长，被陈架空过，两人也有政见上的不同。陈、白二人在1946年裁军问题上的矛盾蛮尖锐的，到台后，陈很受重用，来请白崇禧帮自己拉票。当选“副总统”后，他又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一天，陈诚来到他们家中，向白崇禧问策，自己该以何为重。白崇禧告诉他，副总统将来是要“接大位”的，应该“养体养望”。所以不应该接“行政院院长”，因为“行政院院长”是向立法院负责的，太操劳又要受立法院的指责，而这将会使他的声望受损。在白先勇看来，陈、白交往，是那一辈人的风范和胸襟。
白崇禧的家族，源于一位叫伯笃鲁丁的阿拉伯始祖，他还是位元朝进士。1937年，白崇禧以回教领袖的身份，倡导“十万回民十万兵”，召集穆斯林青年入伍抵御外侮。1948年4月，李宗仁欲跟孙科竞选副总统，白崇禧力劝无效后，投入了为李宗仁助选的工作，这一次回教代表的票都投给了李宗仁，李宗仁胜出。
1960年4月13日，在白崇禧的力促下，一座清真寺在台北新生南路落成。这是白崇禧晚年的精神归宿。
白崇禧归于信仰的宁静了吗?白先勇整理出白崇禧1965年7月写给黄旭初的一封信，此时白崇禧听说李宗仁从美国回到大陆，提笔写给香港的黄旭初写了一封长信，从该信通篇分析时局和反攻大陆的可能性来看，这应是他长期思考的问题。他以这样的笔触结尾：“弟待罪台湾，十有七年矣!日夜焦思国军何时反攻大陆，解救大陆同胞。”白先勇没有回避这种真实。
是年，白崇禧72岁，距他离世，只有一年半不到的时光。
